管理主义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英国政府发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提出了管理主义主要的3E标准，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益（Effectiveness）[1]；美国里根政府也开始推动海内公共管理改革，其基本理念是政府应像大型公司那样予以组织和管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须按照同样的经济参数和管理原则进行评价[2]。随着一流大学培植对教诲质量和效率的强调，管理主义开始进入大学，而基于管理主义的传授教化管理及其形成的习气，也使本科教诲悄然改变。
管理主义在新中国高档教诲中的兴起
与西方大学创立初期关注神学等非世俗问题不同，新中国高档教诲在起步阶段就确立了自身强烈的政治经济取向。高档教诲的理念和实践都与国家政治和国民经济紧密相连。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推动的一流大学培植工程对大学发展起到了主要浸染。由于一流大学目标中对教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强调以及对项目管理的需求，管理主义开始在大学落地生根，并逐渐成为高档教诲中必不可少的常态化事情原则。
1.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经济取向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确立了教诲的政治性。相较于民国期间“为教诲而教诲”等提法，新中国的教诲目标从来都不仅仅关乎教化或知识。钱俊瑞在1950年批驳旧式教诲理念时提出，新中国的教诲是公民教诲，中央方针是“为工农做事”，为规复和发展公民经济而做事，也便是为生产培植做事[3]。同年，首次全国高档教诲会议的报告中明确了新中国高档教诲的方向，即“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节制当代科学和技能造诣的、全心全意为公民做事的、高等的国家培植人才”[4]。
这一目标也表示在坚持“教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中。1958年，陆定一提出教诲的目的是使学生有比较广博的知识，成为多面手，但这与旧社会看重书本知识的“通才教诲”不同，是为了能够根据“社会的须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这样国家可以在社会发生某种须要的时候，合理调配生产力而不会引起社会震撼。因此，教诲与生产劳动结合是“唯一方法”[5]。从中可以看出，教诲与国家需求和操持经济安排的紧密结合。
2.20世纪90年代：教诲质量与项目管理
改革开放后，受市场经济系统编制改革和环球化大潮的影响，教诲目标随之调度。“面向当代化，面向天下，面向未来”成为教诲改革和发展的新方向。不论是做事当代化培植，还是提升国际竞争力，教诲质量都是个中的关键问题。而在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影响下，教诲质量开始与办学效率相结合。这一变革使得作为保障质量和效率的教诲管理，成为教诲当代化培植的主要环节。
1993年，国家在《中国教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高档教诲的质量和效益须要明显提高，并在新世纪初，实现一批高档学校在教诲质量和管理方面达到天下较高水平[6]。同年，中心开始以工程项目的办法助力高档教诲发展。由此产生的项目管理需求，加速了当代化管理在高档教诲中的落地。1998年，韦钰在对“211工程”进行阶段性总结时，特殊强调了项目管理的必要性：“国家目前搞了几个管理办法，这是由于作为国家重点培植项目，一定要有管理办法，目的绝对不是管去世大家，是想使这个工程有一个轨道和依据，帮助大家实行好操持” [7]。伴随着更多项目落地，高档教诲管理逐步发展为一个弘大的当代管理体系。
3. 21世纪：常态化管理事情
由于教诲质量主要性持续提升，脱胎于工程项目的当代化高校管理，在21世纪初成为常态化事情。国家在《2003-2007年教诲振兴行动操持》中提出履行“高档学校传授教化质量与传授教化改革工程”，培植完善的高档学校传授教化质量评估与保障机制，并实施以五年为一周期的全国高档学校传授教化质量评估制度，以规范和改进学科专业传授教化质量评估[8]。2006年的普通高档学校本科传授教化评估事情履历互换会上，周济强调了传授教化评估是提高教诲传授教化质量的关键举措，哀求目前尚未参加评估的130余所高校在2007年必须全部接管评估。各个大学校长也都在发言中表示校内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质量保障和监控机制，促进评建事情的长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9]。国家的评价标准日趋全面，大学管理也逐渐延展，成为统摄全局的常态化事情。
回顾上述历史，管理主义在高校的落地与一流大学培植密不可分。由于高档教诲的世俗取向，大学目标和国家目标紧密干系。一方面，在从操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市场所遵照的竞争和效率原则以及由企业管理衍生而来的管理理念和制度对高校管理产生了主要影响；另一方面，国家推动的一流大学培植工程的目标和管理需求，也推进了管理主义在高校内部的实践。随着一流大学培植的持续推进，管理主义的影响也将连续深化。
管理主义在本科教诲中的表现
北京大学1993年传授教化改革研讨会上明确将培植“一流大学”作为20世纪90年代发展改革目标，力争在21世纪初培植成为“天下上最高级的社会主义新型综合大学”。而除了在传授教化质量、科学研究外，还哀求在管理水平上也做到与天下上著名大学比较拟。为此须要特殊强调从严治教不雅观念，战胜哀求和管理不严征象，在传授教化过程中树立竞争不雅观念，提高办学效益[10]。值得把稳的是，北京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管理手段是“坚守底线”，即通过对退学标准进行更严格的哀求，如降落退学所哀求的必修课程不及格学分数，从而增加淘汰率，以强化竞争。这与现在促进竞争的手段有实质差异，涉及两种不同的管理者角色，折射出管理主义的影响。
1.教诲管理的转变
教诲管理从来都是教诲机构的主要事情，学校须要尽到掩护传授教化秩序和校园安全的任务。但管理主义所哀求的绩效原则，使得新的管理者形象与之前比较不尽相同。它强调通过科学和理性的方案安排，以更小的本钱，更好地实现效率目标。相较而言，传统的管理者形象更具有道德意涵，而新的形象则更具有经济意涵。前者强调掩护底线，通过行政手段对越界行为进行惩罚，而后者则关注提升上限，通过资源勉励对良好者予以褒奖。以竞争原则区分，前者更方向“汰劣”，而后者则关注“择优”。
相较于管理者形象的差异，更主要的是这一差异导致的管理与传授教化间的关系变革。由于和教诲者同样关注学天生长，特殊是潜能引发，管理与教诲可以更好地契合。两者在实践中也愈发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学校内的许多教诲资源须要依赖竞争获取，而竞争所依赖的紧张标准是课业成绩，以调动学生的学习激情亲切。这是管理主义中竞争原则和绩效原则的表示。对付管理者而言，主要的在于供应学生认可的教诲资源，以及更好地分配这些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教诲须要借助管理的手段，而管理又要诉诸教诲的目标，教诲者和管理者已经很难进行区分。由此，教诲管理的转变带来了教诲本身的性子变革。
2.教诲性子的变革
教诲在管理主义下的主要变革在于其公共性的衰落和排他性的强化。从经济学视角核阅这一变革，传统教室传授教化中的教诲更倾向“俱乐部物品”，即在一定范围内呈现出公共品属性，同一专业的学生所得到教诲资源基本同等，彼此间不存在面向资源的竞争关系。与之不同的是，由于要发挥竞争和绩效的浸染，本科教诲开始更看重具有排他性的“私人物品”，获取额外教诲资源的意义被突出强调。由此，涌现了大量的学位项目（双学位、辅修、名誉学位等）、国际互换项目、演习实践项目以及各种学科竞赛、商业竞赛等。它们不再只是传统传授教化的补充或延伸的“第二教室”，而被视为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必需，乃至某些资源被视为通向未来所必备的拍门砖。但它们不会为所有学平生等享有，其分配中尽可能遵照效率原则，通过向良好者分配资源，使得效益最大化，并起到勉励竞争的效果。
校园内部教诲多样性提升的同时，其开放性却不才降。近年来，北京大学通过实施专业课向全校开放等办法，试图冲破专业壁垒的横向束缚，为学生供应更多的教诲选择，以知足个性化发展所需。但同时，教诲资源的纵向壁垒也在建立。由于前期的资源积累将会不才一轮竞争中积攒上风，使得教诲资源如市场资源一样向头部集中。这种纵向的封闭性滋扰了横向的多样性，多样性选择让位于“最优路径”方案，“水课”的火爆是个中的范例征象，当同一门课程存在不同西席、不同院系开设时，西席给分如何和课业压力高低成为主要的稽核成分。这使得开放性的背后对教诲普遍代价的诉求被面向资源获取的私人方案所消解。
3.考评手段的调度
为了使资源分配发挥应有的浸染，须要确保制度的公正和公开，因此建立一套理性、透明和有信服力的标准势在必行。学业成绩作为被广泛收受接管的量化指标，须要向着更为精确、合理的方向改革。
从2008级本科生开始，北京大学修正了本科生学分制—绩点度量模式，将之前“段—点型绩点转换”方法更换为“点—点型绩点转换”方法，使得百分制成绩表示在绩点中时更为风雅，同时北京大学设置了精良率限定，尽可能确保成绩分布符合正态分布[11]。这是一种基于统计学规律的先验判断，认为在正常（Normal）情形下，学生之间关于知识的节制程度符合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如不设限定，可能导致课业成绩加速“通胀”，使分数的客不雅观评判意义和对学生的勉励浸染低落。这一模式延续至今，2019年北京大学教务部再次明文规定课程精良率一样平常不超过30% [12]。
学古迹点使得不同个体被放置于一个量化标准上进行精准度量和比较。但其加权均匀后的精确数字具有一种暗昧的统计含义，模糊了专业课程和非专业课程间的差异，也抹平了不同课程的任务量和难度的差异，特殊是涉及不同专业的比较时更是如此。学古迹点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指标，与其说和详细课业表现干系，不如说与对学业的总体方案和应对考察的策略更为干系。
面向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调研印证了上述判断，在对待考察评估的态度方面，调查创造绝大部分学生（85%以上）重视成绩，在考察中力图提高，而且学生们普遍意识到在教室中负责学好并不虞味着就实现了上述目标，67%的学生认为“学得好不即是考得好”，会针对课业考试进行额外准备。
由于考评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对资源获取的主要性，基于考评的理性方案成为大学阶段的主要任务，以至于使得本应作为手段的考察环节，反而成为了目的。这种本末倒置对付本科教诲产生主要影响，特殊是个中的良好者，很多个体身上都展现出管理主义特质。下一章节将通过对范例案例的剖析，揭示这一繁芜影响。
案例剖析：管理主义对本科教诲的影响
舒同学是北京大学社科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选修经济学双学位，并参与一系列演习、科研项目，未来即将赴外洋名校就读经管干系专业硕士项目。在对自己大学四年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进行了细致的方案，并不懈努力，这都使得他末了可以如愿实现自我设定的“精良目标”。
1.舍弃主业的方案
舒同学对付自己大学生活的方案表示在取舍之中。在专业选择中，他放弃了自己更喜好的偏理论的小众专业。由于经管专业的保研筛选标准，他认为这是不得已的办法：
“一个系统共就不到十个人选，那我是第一名有什么用，我可能连10%都排不了。那保研在筛选的时候……你文科的话你至少都得是前5%。”
基于同一逻辑，经济学双学位的主要性远超主修学位。对他而言，“经双课肯定是放在首位的，数学课肯定是放在最首位的”，而主修专业仅仅是“专业的课也不能落下”。
而在课业方案中也同样有所取舍。在比拟了自己大学一年级和之后的学习状态时，他感慨道：
“比如现在翻到以前的条记，我就大一真闲，做条记是多么地详确，多么地好。由于那个时候就什么不懂的你都会去问，但现在就以为，唉，有什么意思，你都会以为，唉，我能够（做到）这个不考的话就算了。”
可见，知识本身作为学习的主业也让位于考察。统统都为了终极的目标做事，这是他貌似出格的方案背后的理性支撑。表面上的“舍弃主业”实际正好是基于对自身目标和实现目标路径的清晰认知和明确方案。
2.缺失落兴趣的激情亲切
在很早就抛弃了专业热心后，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镇静思考和方案。不论是专业还是课程，都是实现目标所必须的手段。他对付学习可以做到其他人难以做到的废寝忘食，但学习于他而言更像是积累成本的过程，与学科兴趣和知识兴趣关系并失慎密。
为了让跨专业保研更顺利，他方案了大量应修课程，大二上学期修了35学分，以至于生病都令他感到“非常奢侈”。但这种“打鸡血”的状态并不源于兴趣，而是为了积累成本：“我就凑齐了又一张申请的有利的牌，对，你就会很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
这并非个例。根据对北京大学毕业生的问卷调研中所反响的情形，在经由本科学习后，对付专业兴趣的提升非常有限，远低于其他发展类指标。可供参照的是在对清华大学的学生调研中，也反馈了类似的情形，学生在学习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并没有对专业产生浓厚的兴趣[13]。
即便没有浓厚的兴趣，依然可以全情投入，这一形象与职场中尽职尽责的员工类似。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个人充分节制了福柯意义上的韶光方案和身体掌握技能，完成了对自我的有效规训。
3.没有友情的差错
他的方案和努力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确保对他人的竞争上风，这直接影响到了他的人际交往。他说自己的朋友都不与自己在同一年级。由于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人，他实在没办法做到交心。
“我的朋友基本都不在我自己这一级，我希望我能够和我朋友之间避免这种正面的竞争。对，以是我在我自己的同级没什么朋友，我的朋友都不才一个年级或者上一个年级或者更远，我很少和自己同一个年级同学（做朋友），而且这有些东西真的很假，你不能当面笑哈哈，心里那什么嘛，对吧？”
但这并不虞味着他没有广泛的社交关系。他希望可以结识更多干系专业的学生，以得到更全面的信息，如内部可以自由选择专业的元培学院以及和经管干系的光华管理学院等。
“由于元培它便是各个学院的同学都有，以是你真的能够打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以是你要有多多的元培的同学，还有那些光华会来事儿的同学。”
教诲资源的排他性将对学生群体产生疏离浸染。当学生所得到的成功不再紧张依赖集体的帮助，而是依赖强大的自我，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在相互竞争中变得奇妙。
4.短缺内在的精良
在回顾北京大学本科四年时，舒同学说自己一贯想成为一个“精良”的人。他不相信“精良”是可以自我定义的：“就我一贯不相信精良是可以自我定义精良的，便是你本日起来之后，你说我很精良，我昨天自己进步了一点点，以是我以为自己很棒，我以为你便是搞笑。”他的精良依赖客不雅观的外在标准，而缺失落了内在维度。他说自己对未来的期待是一份体面的事情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正如“体面”一词所展现出的对形状象一样，其内在同样是空洞的。内在的缺失落使武断的长远目标无法确立。面向毕业生的调研中，在回答“何时找到了自己长远的目标和方向”时，选择“一贯没有”的学生霸占相称大的比例。
从舒同学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管理主义下的外在标准以及“竞争”“方案”的管理主义文化对付学生的深刻影响。正如舒同学所设定的“精良”标准紧张面向的是外在评判一样，教诲对人的发展所起到的内在浸染，也逐渐让位于教诲对人发展所带来的外部资源，教诲管理的手段和目的被颠倒。
结语：本科书院的探索
面对上述管理主义下的教诲困境，教诲者在实践中寻求破局。十余年来，为通识教诲主导者们所关注的“本科书院”正是上述努力的表示。
2006年，复旦大学实行书院制之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等均以书院制作为通识教诲探索的新举措，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为通识—专业之争探求新的办理空间，而是关注文化，关注生活，看重在共同生活中保障完备人格的孕育和真正的自由选择的可能。对付朝阳东升的本科书院而言，其培植核心在于以下方面：
1.建立书院共同体
密切学生、西席、学工间的关系，是书院共同体的先决条件，也是目前的较大难题。共同体中的教诲摆脱了当前的“绩效”取向，相较于知识通报，更侧重内在代价塑造，如中国传统书院中强调“知行合一”，言传与身教并重。
当前，由于考评之下的科研、传授教化压力，西席难以抽身，学工也将紧张精力投入事务性事情，学生陷入个人主义的孤独之中，传统的共同体纽带被割断。但欧美和港澳较为成型的本科书院案例都为当前的本土化探索供应了宝贵履历，如书院实践课程、驻院导师与辅导员制度以及学生自组织等。
2.优化学生评价体系
在书院的诸多制度安排中，学生评价体系的主要性不言而喻。不同于传统考评对个体绩效的稽核，书院考评应更为灵巧多样，在个体之外关注集体，在绩效之外关注兴趣和名誉，对学生基于个性探索和人格养成等方面的努力予以肯定，对书院内部团体的集体名誉予以表彰。
3.塑造书院文化传统
人际关系的规复和体系制度的探索，末了都落实在文化传统的塑造中。它使得个体得以找寻超越自身的更高存在，与更深厚的积淀和更广阔的脉络相联接，从中不断涵养自身。这同样是教诲的目的所在，但却无法单凭教室教诲和绩效考察实现。
重新核阅一流大学培植中对传授教化管理的强调，它助力了中国高档教诲的空前繁荣，论文产出数量激增，入学人数和入学率也节节提升。但在繁荣背后，也须要当心管理主义对本科教诲所造成的深刻影响。这是哈贝马斯的“生活天下殖民化”在高档教诲内的呈现，是代表理性化、官僚制的“系统”向原来具有公共空间属性的本科教诲的“入侵”。
外在标准有其无可取代的合理性，但究竟无法取代内在代价的意义。哈贝马斯的理论也将为教诲的破局供应启示。当前，亟须构建一个真正打通教室内外的“公共领域”，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公共交往中，探寻教诲的内在含义，并构筑教诲的代价根本，以对抗“系统”所带来的殖民化风险，而本科书院的探索或许会为此供应办理之道。（作者：周文杰，单位：北京大学教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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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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