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史》，郑寅达、陈旸 著，江苏公民出版社，2020年6月。
读君一卷书，赛过十万卷。有些书确实当得起这句赞誉，它们是接管了成千上万本著作的成果提炼成的精华；但对有些书来说，这声阿谀则是一个讽刺，它们同样将成千上万本书汇聚一堂，但却是东拼西凑，如同一锅煮烂的杂烩乱炖。这部厚达700页的板砖大作《第三帝国史》就面临这样的尴尬。如果它只是一本普通读物，那对它的批评顶多也便是文笔呆板，一板一眼，像本冗长乏味的高头讲章，但也算面面俱到。但既然作者媒介中将这本书视为中国第三帝国史的研究成果，并且注释和参考书目的格式（把稳，是格式）又如此符合学术规范，以是，我们以学术论著的角度去评判它，该当更加恰当。
当用学术的放大镜去核阅这本书时，问题便相继而来。
并不存在的研究空缺
首先是在媒介中，作者写到1990年代自己参与“法西斯系统编制研究”项目研究时，“西方国家出于各类缘故原由，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法西斯系统编制研究》一书在1995年出版，让中国学者在法西斯系统编制研究方面，“颇有点实现了‘弯道超车’的自满感”。但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策源地，西方国家早在法西斯主义盛行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研究著作就已出炉。诸如此奈德（Herbert .W.Schneider）与克拉夫（Shepard B.Clough）的《法西斯主义之形成》（Making Fascists），布雷迪（Robert A. Brady）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与布局》（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 等等，个中也包括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的成名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战后，法西斯主义研究俨然是西方显学，各种论著更是层出不穷。
仅以《法西斯系统编制研究》成书的1995年之前而论，从伦佐·德·费里切（Renzo De Felice）的《法西斯主义之阐释》（Le interpretazioni del fascismo，1977），到斯坦利·佩恩（Stanley G.Payne）的《法西斯主义：比较与定义》（Fascism : Comparison and Definition，1983），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的《透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1970），乃至汉娜·阿伦特家喻户晓的经典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早在1951年就已出版。西方学者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纵然称不上日月牙异、也称得上直道而行。更况且中国学者群策群力的研究成果，从1991年的《法西斯新论》到1995年的《法西斯系统编制研究》，每一本书的史料、论述、不雅观点，都坚实地建立在先前丰硕的研究成果之上，实在看不出西方学者哪里涌现“弯道”，竟能让人生出这种“超车”的“自满感”。
这种匪夷所思的“自满感”倒无意中暴露出一点，此书与二十多年前的两部主要的研究成果《法西斯新论》和《法西斯系统编制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本论著在注释中常常涌现，从引用古人研究成果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倒无可非议。但关键的是，引用却又遮盖出处所在，就不得不让民气存质疑了。
《法西斯新论》和《法西斯系统编制研究》书封。
存疑的引用
不妨随意翻开这本书的个中一章，第四章《统制经济》的第二节《摆脱经济危急》中引述了希特勒的《告德意志国民书》，根据注释8，这段材料引自“Adolf Hitler,My New Order.pp.145-156”，但事实上，整段材料的来源是《法西斯系统编制研究》第一编第三章《纳粹经济系统编制》的第177页，只不过作者将原书注释的“阿·希特勒：《我的新秩序》，纽约1941年版，第145-156页”改回了原文标注。同样，本书中从“沙赫特是一位精通金融业的银行专家”开始，到“每年兑换五分之一”，差不多四大段的内容，完备未标明出处，但这四段内容实在整合自《法西斯系统编制研究》第176、178-179页的内容（包括页下脚注）。很多字句都原封未动。但有趣的是，这中间实在还经由了一次“再加工”。199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为“精粹天下史”的大众历史读物。本书作者正是个中的一本《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的合著者之一。只要翻看这本书的274-276页，就会创造，这段笔墨基本上是对这本书的原文照搬。
或许有人认为，本书作者当初也是《法西斯系统编制研究》的合著者之一，自己照搬自己当年所写，纵然不声明出处也不算问题。但遗憾的是，这段内容当年并非由作者卖力，而是由其余两位德国史研究学者李巨廉和邸文撰写。纵然是同行之间学术互通有无可以不在意彼此“借鉴”，但这种不直接标明出处的做法，仍旧让人困惑。
另一点让人困惑之处是，作者显然特殊偏爱在注释中征引原版文献和论著，这确实可以增加本书在学术上的专业性和威信性。但条件是，征引的文献、数据、论述和不雅观点必须是自己亲自翻译，而非二手转引他人著作。仍以本书第四章《统制经济》第三节《四年操持》为例，作者插入了三个表格，注释称这三个表格皆引自“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杰罗米·诺克斯、杰弗里·普里德姆合编《纳粹文件汇编》）这三个表格确实出自这部厚达700页的文献汇编，但却并非直接引用。而是转引自张炳杰、黄宜两位学者编译的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的德国》的第六部分第七节《希特勒的“四年操持”》。只是作者进行了略微的加工，譬如将原书第111页《四年操持的计策物资生产》的标题改成“第二个四年操持期间各种质料的增产情形”，将单位“千吨”换算成“万吨”。事实上，全书中只要标注引自《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的史料文献，十之七八都出自这本书。
在这里，倒不必疑惑作者反查了原版文献对某些译文进行了修订，譬如作者在引用《扩充就业面纲领》（《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的德国》标题为《纳粹政府关于“减少失落业法”，选录》，第97-98页）时，就对译文有较大的修订，但纵然如此，作者也理应在注释或参考书目中加以解释。最奇怪的是，这本资料选辑在全书中未涌现过只字片语，乃至连书后的参考书目里都未曾列入。当然，我们也可以抱着最良好的意愿，相信作者确实是负责翻阅了原版的文献汇编，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译文进行反查。但整体看完就会觉得巧合也太多了些。
在这些让人困惑的数据和资料引述中，最故意思的一条是第一章的第10条注释引用的内容。这是一段数据，统计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纳粹党的社会身分组成。用以佐证作者对纳粹党阶级属性的定性——这种阶级剖析法，本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式史学的余绪，涌如今一本21世纪的著作中，本就让人有种光阴逆流的错位感，但最值得把稳的是它的出处，作者注释称这些数据引自迈克尔·卡特（ Michael Kater）的《纳粹党：领导者与成员的社会面目，1919-1945》（The Nazi Party：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1919-1945）第242、256页。引用一本学术专著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加上迈克尔·卡特本身也是研究纳粹德国史的名家，而这本书也是研究纳粹党的名著之一，自然更无可厚非。但古怪的是，全书中除这一处引用过这本书外，就再没有其他地方提过这本书了。关于这一点，直到翻开《法西斯新论》一书的附录才恍然大悟。附录中有一篇周希奋撰写的《早期纳粹党和纳粹运动的性子》，正好是这篇论文的第一条注释引用了这本书。只不过周希奋的引用是一个根据书中内容整理的表格，而本书作者只是把表格中的一些数据摘取出来而已。
不新的“新”
上述各类各样的问题，或容许以淡而化之为学术规范不足严谨。但值得寻思的是，如果一本书如此大量的论述和不雅观点都来自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那么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学者在纳粹德国史上的研究水平呢？
我们确实能看到这本书比之前中国学者的干系论著涌现了一些新的内容，譬如第八章《抵抗运动》的第四节就涉及了纳粹德国期间的“地下文化”，只管这也是西方学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的研究，但引进中国时已经是21世纪初，算得上是新潮前沿。但翻开这一节就会创造，除了零散几段史料来自理查德·格伦伯格（Richard Grunberger）的《第三帝国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外，大部分内容都不过是《希特勒万岁，猪去世了！
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的整合抄录。这本2008年翻译出版的著作，实在是德国导演鲁道夫·赫尔佐克根据自己拍摄的同名记录片撰写的普通读物而已。
记录片《希特勒万岁，猪去世了！
》画面。图片来自豆瓣网。
那么这本书有什么代价呢？一如东拼西凑的乱炖也有其营养代价，只管这本书绝大部分内容是整合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干系研究成果，再像撒盐一样撒上一些新近出版的论著内容，但如果你对中国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感兴趣，或者用更学术的说法，是“关注干系领域的学术动态”，那完备可以费钱买本翻看。
但从另一方面讲，欧美学界研究这段历史已经积数十年之功，从普通读物到专业论著层出不穷，许多论著也都已经译成中文：克劳斯·费舍尔的《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本书作者认为这本书“只管很有特色，但还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水平”）约瑟夫·W.本德斯基的大众历史著作《纳粹德国史》（第四版），迈克尔·伯利的《第三帝国》（塞缪尔·约翰逊奖获奖作品，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单卷本纳粹德国史之一），以及不久前刚刚翻译出版的纳粹德国史研究巨擘理查德·埃文斯爵士的巨著“第三帝国三部曲”。在这部书第一卷的媒介中，埃文斯爵士写道：“极少有哪个历史课题曾受过如此密集的研究。由勤奋的迈克尔·拉克出版的关于纳粹主义的标准参考文献，在2000年最新版中列出了37000多个条款；而在1995年初版中所列的条款仅有25000个。标题数量的惊人增长，雄辩地证明了有关此一课题的出版物持续呈现、从未断绝”。接下来，埃文斯总结了研究概况，并且先驱和同行做出的努力进行肯定，不吝肯定和赞赏。声称自己的书“只管即便博采如上述作品等以往著述之所长”。
只管埃文斯的“第三帝国三部曲”无论从体量还是质量上绝对称得上扛鼎之作，当作者却流传宣传本书的目标读者不是那些专家，它是“为那些对第三帝国一无所知，或者略知一二并想要理解更多的人而写的”——换言之，这部耗尽心血的皇皇巨著，只被作者定义为一部写给普通人的大众史学读物，乃至不敢称为“研究成果”或是“专业论著”。写到这里，我想真正的差距究竟在那里，已经不言自明了吧？
封面题图为《编舟记》（2013）剧照。
作者｜鹿孚德
编辑｜罗东
校正｜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