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邱仁宗(1932-)，男，中国公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培植研究中央研究员，研究方向：生命伦理学，科技哲学，E-mail:qiurenzong@hotmail.com。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医学与哲学》第20167A期
内容提要：先容了基因编辑技能的历史和现状，归纳总结了CRISPR/Cas9技能的发展进程，及其优缺陷。着重谈论了基因编辑技能研究和运用中的伦理问题，提出应对基因编辑研发技能采纳积极、谨严的基本方针，在证据和审查机制根本上，分阶段开展干系事情；同时将根本研究和前临床研究置于优先地位；该当许可将基因编辑技能用于体细胞的基因治疗，目前应禁止将该技能用于生殖系细胞的治疗，不考虑用于基因增强，对非人生物的基因润色也必须有所规范和管控。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y and status quo of gene editing technologies,the author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CRISPR/Cas9 and summarized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Then the author focu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ethical issues i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gene editing technologies.And he argued the active and prudent policy should be taken for gene technology research,which advocated phased approach based on sound evidence and review system.Furthermore,the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basic and preclinical research and the application of gene editing in human somatic gene modifications should be permitted.However,at present,the application of gene editing in germline gene modifications should be discouraged and the enhancement should he ruled out.In addition,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regulate and oversee the application of gene editing technologies in non-human living things.
标题注释：2014年度教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4JJD720008。
2015年5月Protein & Cell杂志揭橥我国科学家、广州中山大学黄军就等首次成功润色人胚基因的论文[1]，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争议。2015年6月29日《纽约时报》科学版揭橥一篇题为“中西科学伦理鸿沟”的署名文章[2]，文章称，中国每年花费数千亿元用于科研，建造了数十个实验室，演习了数千名科学家，努力成为生物医学研究的领袖。但匆匆忙忙追赶科学前沿可能要付出代价：专家担心中国的医学研究职员正在超过西方长久以来公认的伦理边界。当广州中山大学34岁的黄军就领导的团队揭橥人胚胎基因编辑的实验成果时，全天下的科学家都震荡了。然后文章提到，翟晓梅教授转述卫生部专家委员会的不雅观点：黄博士的实验在伦理学上是可接管的，由于其不因此生殖为目的。该文作者表示翟教授的态度使一些外洋科学家惊愕。可是，笔者思考的是，文章所说的西方长久以来公认的伦理边界在哪里呢?黄军就他们的团队超过了那条公认的伦理边界吗?翟晓梅教授通情达理的评论怎能引起一些外洋科学家的惊愕呢?
本文拟在扼要先容基因编辑技能后，着重谈论该技能引起的伦理问题，在磋商这些问题时也顺便回答对我国科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的上述求全谴责。
1 基因编辑的历史和现状
作为一门运用伦理学的生命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学科对某一详细问题做出伦理判断或制订评价行动是非对错标准时必须首先理解干系事实，即英国伦理学家，Ross所说的“非道德事实”或与道德无关的事实。因此，我们首先要理解基因编辑是怎么一回事。在与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干系联的由RNA勾引的内切酶CRISPR干系蛋白9(CRISPR associated protein，Cas9)根本上基因组工程技能的最新进展使得我们能够系统磋商哺乳动物基因组的功能。与当代打算机中笔墨处理器的搜索功能相类似，Cas9能够依赖短的RNA搜索串被勾引到繁芜基因组的指定位置。利用这种系统基因组内的DNA序列及其功能输出很随意马虎在选择的任何机体内被编辑或调控。由Cas9介导的基因改变是大略的和可扩展的，使研究职员能够阐明在系统层次基因组的功能组织以及建立基因变异与生物学表现型之间的联系。利用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技能又是一个关于一种神秘的原核防御病毒的机制如何变成一个最为有力的和通用的工程生物学平台的有趣故事，这个故事解释了根本科学研究的主要性，根本研究是科学的脊梁。正如DNA重组技能得益于限定性内切酶(对噬菌体与细菌之间的战役至关主要)的根本研究一样，最新一代基于Cas9的基因组工程工具也是基于对细菌抗噬菌体防御系统的研究[3]。
什么是CRISPR/Cas9?CRISPRs是含有短的重复碱基序列的原核DNA片段，每一个重复系列之后是来自先前打仗的细菌、病毒或质粒的短的间隔DNA(spacer DNA)片段。Cas9是CRISPR associated protein 9这一短语的缩写，即与CRISPR干系联的蛋白质9或核酸内切酶。CRISPR/Cas系统是抵御外来因子如质粒和噬菌体的原核免疫机制，为细菌供应得到性免疫。CRISPR spacers能辨认外来遗传因子，并将它们切除，类似真核有机体的RNA滋扰(RNAi)。CRISPRs在大约40％经测序的细菌基因组，以及大约90％经测序的古细菌内存在。CRISPR/Cas9是一种使科学家能够通过肃清、代替或添加部分DNA序列来编辑基因组的新技能。虽然不是第一件对基因进行操作的工具，以前的工具有：锌指核酸酶(ZFNs)、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物核酸酶(TALENs)和归巢核酸内切酶(兆碱基大范围核酶)，但CRISPR/Cas9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低廉和随意马虎的方法，使得精确的基因操纵实际上能够在所有活细胞中进行，包括在活体内。如果我们把基因组当作一本充满数百万字的遗传密码，那么CRISPR/Cas9就可看作是用来插入或删除字(基因)乃至改变单个字的有效工具。那么CRISPR/Cas9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实际上，这门技能我们取自自然界。有些细菌乃至古细菌利用其内置的基因编辑技能来保护自己免受有害病毒的侵袭，这是一种原始的免疫系统。它们用一对分子剪刀在精确的位置上剪断DNA的双螺旋，这样就可以添加或肃清一些DNA片段。Cas9这种内切酶便是这些分子剪刀，它附属于一小段RNA，后者能勾引分子剪刀到所要的位置。当割断DNA时，DNA就开始修复自己，但这种自然修复方法随意马虎发生缺点，导致增长或删除一些DNA片段。利用CRISPR/Cas9可使这种情形发生改变，例如，我们可以插入一段正常的或所要的DNA序列以代替原来的，但这一程序更为繁芜一些。
在此，仅提及两个研发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能的先驱团队。一组因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家Jennifer Doudna(1964年～)和法国微生物学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传染生物学研究所所长Emmanuelle Charpentier(1968年～)为首的团队，他们于2012年8月17日在Science杂志揭橥了CRISPR/Cas9编辑技能[4]。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互助成立的Broad研究所生物医学工程Zhang教授(1982年～)为首的团队基于2011年以来的研究首先发明了真核基因组编辑方法，论文于2013年1月3日揭橥在Science杂志[5]。虽然Doudna和Charpentier揭橥论文在先，然而Zhang却得到了专利权。前者已延请状师准备打一场基因编辑技能的专利权官司[6]。这引起了学界两方面的关怀：其一，授予某人专利权后，其他科学家还能不能自由地利用该技能进行研究，还是必须缴纳专利用度；其二，不少有识之士担心，基因编辑技能处于起步阶段，授予某人专利会严重阻碍该技能的开拓运用，乃至从根本上疑惑这种专利权能否在伦理学上得到辩解。至今，由于跨国制药公司对一些安全有效的药物拥有知识产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无力支付昂贵的专利费，从而使千百万病人对这些药物可望不可即，而仍旧承受疾病的煎熬。因而天下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联合方案署以及一些医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纷纭建议对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制度进行改革。这须要另撰专文谈论。
CRISPR/Cas基因编辑技能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其优点是快速、简便、低廉。缺陷是：其一，靶向效率较低。靶向效率或实现想要的突变的百分比是借以评估基因编辑工具的最主要参数之一。虽然与其他方法(TALENs或ZFNs)比较，Cas9的靶向效率较好，例如，在人类细胞中ZFNs和TALENs仅能实现1％～50％的效率，而Cas9系统在斑马鱼和植物中超过70％，在勾引性多能干细胞中为2％～5％，我国的科学家团队可将一个小鼠胚胎中的细胞的基因组靶向改进到78％[7]。但在人胚胎中效率仍旧很低。其二，脱靶突变率较高。Cas9脱靶的情形还很多，而且脱靶情形一样平常难以创造，哀求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来检测这些脱靶突变。
2 基因编辑技能的可能运用范围
基因编辑技能自2002年以来广泛运用于人、细菌、斑马鱼、线虫、植物、热带爪蟾、酵母、果蝇、猴、兔、猪、大鼠和小鼠。利用此技能可通过单个勾引RNA(gRNA)将单点突变导入一个特定的基因；利用一对由gRNA导向的Cas9也可导致较大范围的删除或重新编排基因组，如颠倒或易位。最近激动民气的发展是利用dCas9版的CRISPR/Cas9于转录调节的靶蛋白构造域、表不雅观基因润色以及特定基因组位点的显微可视化。还可利用此技能更好地建立动物模型，以理解疾病病因发病机制，匆匆进基本知识，开拓新药物。
2.1 基因编辑技能在医学上的可能运用
(1)治疗：如果研究开拓以及临床转化的策略得当，进展顺利，有可能通过润色体细胞，治疗个体自身遗传病(如地中海血虚)、治疗和预防个体自身基因引起的疾病(如癌症、乳腺癌和卵巢癌可删除BRCA基因)、治疗和预防个体自身传染艾滋病病毒(将插入细胞核内的人类免疫毛病病毒DNA删除)。
(2)预防：同样，如果策略得当和进展顺利，有可能通过生殖系(卵子、精子、合子、胚胎)基因润色使后代不患该家族的遗传病或其他与基因有关的疾病，预防各种烈性传染病、癌症、心血管疾病、药物依赖等。
(3)增强(enhancement)：增强是人得到超越人类的性状和能力(如夜视)。增强可有两种目的：其一为医学目的，例如，人本来不能抵御逆转录病毒(艾滋病病毒)，通过基因润色使人得到预防人类免疫毛病病毒传染的能力，如将动物(如猪)不得这些逆转录病或其他人类烈性传染病的基因添加到人类基因组内；人类寿命原则上至多到150岁，将乌龟的龟龄基因添加在人类基因组内，可以存活超过150岁。其二为非医学目的，例如，改变皮肤、头发、瞳孔颜色；提高身高；加强臂力；加快奔跑速率等。于是，大概今后的父母可以根据他们的欲望和爱好，利用基因编辑技能，剔除一些他们不喜好的性状的基因，插入一些从其他机体获取或合成的他们喜好的性状的基因，来设计制造孩子。
(4)用于异种移植：如敲掉猪体内在引发人体免疫反应的基因；删除猪体内多少逆转录病毒等，这样将猪器官移植至人体内则不致引起免疫反应和跨物种传染。
2.2 基因编辑技能在非人生物体的运用
基因编辑技能险些可以用于任何生物体。今后大概人们可以利用基因编辑技能培养出不会叮咬人的蚊子，不长象牙的大象，不长角的犀牛，能制造蛋白质、药物、疫苗或燃油的细菌，长着一个角的马(独角兽)或其他神话里的动物，以及复活那些已经绝灭的动植物。
问题是：所有上述在技能上可以做的事，是否都该当做?这样，我们就进入了谈论伦理问题的领域。
3 基因编辑技能的伦理问题
什么是伦理学?相称一部分人，包括一些科学家和决策者对伦理学有许多误解。认为“这里没有伦理问题”或总想回避伦理问题的科学家大有人在。有些人将伦理学与宗教混为一谈，乃至一些医学伦理学书本的作者认为医学伦理学的方法是不雅观察与实验。笔者[8]在“理解生命伦理学”一文中指出，生命伦理学是一门规范性的、理性的、实用的、履历知情的和世俗的学科，以正视听。伦理学磋商人类行动的社会规范，为评价行动是非对错设置伦理标准。因此，渗透着代价不雅观，不雅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只办理“是什么”的问题，不能办理“该当做什么和该当如何做”的问题。“该当做什么”的本色性伦理问题和“该当如何做”的程序性伦理问题渗透在我们统统事情之中，尤其是在新的科学技能的创新、研发和运用之中，既不能是“这里没有伦理问题”，也不能“回避伦理问题”。伦理问题的办理依赖理性的论证和辩解。
评判在基因编辑技能方面所采纳行动的是非对错紧张有哪些标准?紧张有两个：一是要稽核采纳该行动的后果如何，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侵害有多大，带来的好处(受益)有多大，如何权衡风险—受益比，如果这个行动的风险—受益比是可接管的，我们就说这个行动是“好的”(good)；二是要看采纳该行动是否履行了公认的责任，如尊重人、尊重他人权利、公正对待人、关心有感知的动物的福利、保护环境等，如果这个行动做到了这些，我们就说这个行动是“对的”(right)。请把稳任何一个行动都涉及是否“好”(good)与是否“对”(right)两个维度，因此必须进行“平衡”(balance)、“权衡”(weighing)。
基因编辑中有哪些“该当”问题?我们可列举如下：对付研发基因编辑技能，我们该当采纳什么方针?是“干了再说”，还是“严密戒备”?我们该当进行根本研究和临床前研究吗?我们该当或许可对人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研究吗?我们该当或许可对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以治疗疾病吗?如果该当或许可，那么该当若何做?我们该当或许可对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以达到非医学目的(如增强)吗?我们该当或许可对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以治疗疾病吗?什么条件下许可做?目前禁止将对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以运用于临床是否精确?我们该当或许可对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以达到非医学目的的增强吗?我们该当或许可对人胚胎在离体条件下进行非生殖目的的基因编辑研究吗?我们该当对非人的生物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吗?还有，在上述所有的基因编辑技能研发和运用中：如何进行风险—受益比、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价?如何贯彻知情赞许?如何避免重蹈优生学的覆辙?基因编辑技能研发运用的成果该当如何在公民之间进行公正分配?基因编辑技能的创新是否该当或许可申请专利?在基因编辑技能的创新、研发和运用中利益干系者(科学家、研究医疗机构、生物技能公司、人文社科专家、干系民间组织和"大众代表)是否该当建立伙伴关系，以达到沟通和相互理解?谁该当是末了的决策者?改变由数十万年自然选择进化形成的人类基因库，是否该当与"大众年夜众切磋?在基因编辑技能的创新、研发和运用中如何在个人、机构、国家和国际层次进行管理?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根据该项技能目前情形，将紧张谈论如下一些问题：基因编辑技能研究和运用的基本方针、根本研究和前临床研究(包括利用人胚胎进行研究)、体细胞基因润色、生殖系基因润色、增强、非人生物基因润色等，并对一些值得商榷的不雅观点进行评论，而科研成果的公正分享、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公众参与、多层次的管理等问题留待于另一篇论文谈论。
3.1 研发基因编辑技能的基本方针
在我们面前，常常提到的是两条基本方针：“干了再说”(proactionary approach)和“严密戒备”(precautionary approach)。美国、中国等国家的一些科学家主见采纳前一进路，他们认为，“国家安全重于生物安全，干了再说”。这种进路的预设是：“无罪推定”，即在没有证据证明行动的风险大于受益前，就对该项技能进行大力开拓。对付常规技能的开拓是可以这样做的，由于对其风险和受益的预测是比较确定的。对付新兴技能(emerging technologies)或高新技能则不然。新兴技能有三个特点：其一，不愿定性，即不知道可能发生的各类后果如何或每一种后果发生的概率如何。例如，技能运用后难以预测对康健和环境猜想之外的和不合意的后果；最难预测和掌握以及积累韶光最长的社会后果(即技能对人群内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影响)；还有不受掌握利用的后果，包括双重利用(dual use)，如合成病毒有助于研究病毒，但也可能被反社会或胆怯主义者恶意利用。其二，歧义性，是指对可能后果的意义、含义或主要性缺少同等的见地，对生物技能的实践、产品和后果有着各类不同的且可能不相容的意义和代价。其三，转化潜能，指新兴生物技能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能力，或创造先前不存在的，乃至不可想象的新能力和新机会，建立一个全新的范式(paradigm)[9]。基因编辑技能完备具备这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我们须要采纳反思的进路，即反思我们如何思考这些技能。基于这些特点，对基因编辑技能的研究和运用采纳“干了再说”的方针是不得当的。那种把国家安全与生物安全对立起来的不雅观点，也是不得当的。如果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没有保障，危及相称一部分人的康健和生命，国家安全从何谈起?而且在强调“干起来再说”，“时不等人”，“赶紧抢占制高点”，尤其与追逐利润的成本市场结合在一起时，随意马虎忽略研究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康健和生命。纳米技能的开拓运用便是一例，我们在开拓运用纳米技能时未能及时进行毒理学研究，没有制订实验室和生产车间内纳米颗粒浓度的康健安全标准，已经引起纳米材料制造业工人的患病和去世亡等事宜[10]。
鉴于此，人们认为对新兴技能应采纳“严密戒备”的方针，即强调要有证据证明对康健和环境没有有害浸染时才能进行研究和运用，这是“有罪推定”政策。然而如果我们不动手进行研究和试验，如何知道其对康健和环境可能有害呢?因此对付新兴技能(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神经技能、纳米技能等)的创新、研发、运用，彷佛采纳“摸着石头过河”、“积极、谨严”的方针，较为得当。我们可以将全体创新、研发和运用过程分成多少阶段，每一步的推进都要根据前一步事情产生的证据或数据，经由一定机制的审查和批准，才能进入下一步，尤其是从根本研究到临床前研究，包括实验室研究和动物研究，从动物研究到临床试验或研究，再到旨在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常规实践的履行性研究(implementation research)，末了才能在临床推广利用。
3.2 根本研究和临床前研究该当置于优先地位
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数百家医疗机构开展了未经证明、不受管理的所谓“干细胞疗法”，然而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后果。大量受治病人在不知情的情形下接管所谓的治疗，受到了身体、精神和经济上的侵害。这在科学和医疗上又得到了什么造诣呢?除了供应这种“疗法”的年夜夫、医院以及供应“干细胞”制品的公司从病人那里赚取了上亿利润外，什么都没有。可是，至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未对这起严重事宜进行追查，负责吸取履历教训。但这发难宜解释：转化医学必须从根本研究开始，没有根本研究作为“科学的脊梁”，不可能得到安全而有效的疗法。《人类成体干细胞临床试验和运用的伦理准则(建议稿)》明确指出，成体干细胞治疗的临床前研究是成体干细胞临床试验的必要条件；成体干细胞治疗的临床试验是成体干细胞治疗技能临床运用(转化)前的必经条件[11]。目前，基因编辑技能虽然有简便、快速和低廉的优点，但存在着靶向效率较低和脱靶突变率较高的缺陷，不办理这两个问题，是不可能也不许可运用于人的。而办理这两个问题就要靠根本研究和临床前研究。2015年12月1日～3日，中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协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联合在华盛顿举行的“人类基因编辑高峰会议”，在经由3天寻思熟虑的谈论达成的共识中，第一条就指出，该当强化根本和临床前研究，以改进人类细胞基因序列的编辑技能，理解临床利用的潜在受益和风险，从而理解人类胚胎和生殖系细胞的生物学，进行这方面研究要服从法律和伦理的规范和监管[12]。欣克斯顿小组的建议也是将根本和临床前研究放在第一位[13]。
那么，在进行根本和临床前研究中是否许可进行人胚胎的研究呢?2015年3月19日，18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法学家和伦理学家在Science杂志的在线“政策论坛”揭橥了“前往基因组工程和生殖系基因润色的谨严道路”的声明，建议“采纳强有力的步骤阻挡将生殖系基因组润色运用于人进行临床运用，然后在科学和政府组织之间对这类活动的社会、环境和伦理含义进行谈论”[14]。这里须要澄清的是：(1)这里要“劝阻”的是包括以增强为目的以及以预防疾病为目的的生殖系基因润色；(2)这里要“劝阻”的是这种技能的临床运用，不阻挡非临床的运用，不禁止对细胞、细胞系或组织的研究，乃至不禁止对可能成为生殖系一部分的细胞、细胞系和组织的研究，如对人的胚胎干细胞系、人的勾引多能干细胞系的研究，直接对卵子和精子的先驱细胞，乃至直接对人卵子和精子的研究。该声明没有谈及人胚胎的体外研究问题，由于对此有争议。有人认为从胚胎便是人；而其他人则认为不是，包括植入前或在植入后莅临蓐之间任何时候都还不是人。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生命伦理学家均认为，人胚胎还不是人，纵然胎儿也不能作为人来对待，然而人的胚胎和胎儿都有一定的高于其他生物的道德地位，没有充分的、得当的情由不能随意操纵、抛弃和毁坏。为了治愈遗传病以及其他疾病，该当是许可对人胚胎进行研究的一个站得住脚的情由[15-17]。
我国科学家利用CRISPR/Cas9技能在不可存活的人的三原核胚胎进行基因组编辑的研究，完备是可以得到伦理学辩解的。情由：(1)这种研究有利于改进基因组编辑技能(如使之更有效、更迅速、更便宜，减少脱靶性)，从长远来说有利于预防人体遗传性疾病，有可能为来自遗传病家庭的孩子造福。(2)我国科学家明确指出，这是研究，不是为生殖目的，不是临床运用，CRISPR/Cas9这项技能目前还很不成熟，用于临床还为时太早。(3)我国科学家利用的是不能存活的三原核合子胚胎，因而不会造成侵害。当然利用病理性的三原核合子胚胎，会引起一个其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可以推论到正常胚胎上的问题。这是从事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国科学家是如《纽约时报》Tatlow所言“超过了西方长期公认的伦理边界”[2]了吗?为此，我们要问：那位《纽约时报》所说的“西方长期公认的伦理边界”在哪里?黄军就团队超过了这条伦理边界吗?我们在人工流产、植入前遗传诊断、人胚胎研究、治疗性克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等问题上，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必须区分人的不同实体：(1)人类生命(human life)，如人的受精卵、胚胎、胎儿，它们有较低的道德地位；(2)人(human being)，“人始于生，而卒于去世”，每个人是智人物种一个成员，享有作为人的肃静和人权；(3)人格的人(human person)，拥有所有生物学、精神(自我意识)和社会的层面，是社会和法律生活的主体。那么黄军就团队超过了什么样的伦理边界呢?他们超过了该当被强烈劝阻的生殖系基因润色的临床运用这条线了吗?他们没有。他们超过了在人胚胎进行离体实验这条线了吗?这条线并不是西方长期公认的伦理边界，由于对此西方学者自身也存在着深刻的不合。同理，翟晓梅教授通情达理的评论怎能引起一些外洋科学家的惊愕呢?实际上我们并未瞥见国际生命伦理学家对此评论表示过任何惊愕，这种惊愕仅仅是Tatlow本人的。我们倒瞥见英国生物学家Kathy Niaken博士哀求英国政府许可她利用人胚胎进行研究[18]，而且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技能管理局也于2016年2月批准了她的申请[19]。我们不知道Tatlow是否也认为Niaken博士的申请和英国管理当局的批准超过了“西方长期公认的伦理边界”，是否也认为这引起了外洋科学家的惊愕?如果认为不是，那这不是双重标准吗?如果认为是，怎么没有瞥见她再写一篇题为“英国与美国之间科学伦理的鸿沟”的文章呢?
那么，我们看看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基因编辑高峰会议的声明和英国的欣克斯顿小组的声明怎么说。前者说：“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对早期人类胚胎或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润色后的细胞不应该被用于怀胎。”[12]后者说：“利用适当的模型，以反响人类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关键方面(如异构性)，包括动物模型、人类体细胞、人类多能干细胞及其分解衍生物，精原干细胞、配子、在体外培养的人类胚胎且遵守14天规则，以测试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这14天的限定是英国最早提出的，现已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天下各国广泛赞许，这是限定整体人类胚胎可在体外培养的韶光长度。接管《纽约时报》访谈的我国学者以为这一规定是中国提出的[2]，这是缺点的)而且进一步指出，“在基因组编辑研究中，已经利用或考虑利用以下三种人类胚胎：在体外受精中剩余的、不可存活的胚胎；体外受精中剩余的、可存活的胚胎；为研究专学临盆出的胚胎……我们建议那些意愿在人类胚胎中利用基因组编辑技能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们，仔细推敲需采取何种类别的人类胚胎”[13]。Tatlow认为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科学伦理鸿沟的立论根据在于中国许可儿胚胎实验，而西方禁止人胚胎实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参与国际高峰会媾和欣克斯顿小组的顶级科学家同等赞许可以乃至须要用人胚胎进行实验，那么Tatlow就完备失落去了“鸿沟论”的根据。黄军就被顶尖科学杂志Nature评为2015年十大科学人物第二名，这是有识之士的正当评价[20]。至于目前是否该当停息体外胚胎的研究，进行一些科学和伦理学上的反思，对此学界有不同见地[16]。
3.3 该当许可将基因编辑技能运用于体细胞基因治疗
英国一位1岁的女孩Layla因基因编辑技能而解除病痛，她从一位供体那里接管了经由润色的免疫细胞。伦敦一家医院的免疫学家Waseem Qasim的团队对这位女孩进行了治疗，他们准备在2016年对10位～12位病人进行安全性试验。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治疗Layla的白血病，因此才能得到特殊容许用巴黎一家公司研究职员开拓的新技能进行治疗，数月之后女孩的情形良好[21]。这是一个成功运用基因编辑技能于体细胞的例子。病人得到经基因润色的体细胞，仅能影响病人自身，不能遗传给她的后代。人的体细胞基因组润色便是体细胞基因治疗，已经进行了35年之久，这须要大量利用基因组编辑技能，个中有些已经进入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有些已经批准临床运用，这早已不存在伦理问题和争议。作为一种常规的、成熟的临床试验的体细胞基因治疗试验，在技能改进的条件下将基因编辑用于体细胞基因治疗，其风险—受益比是可以接管的。但在将基因编辑技能运用于体细胞基因治疗时，必须坚持前临床研究是临床研究/试验的条件，而临床研究/试验是临床运用的先决条件。在将基因编辑技能运用于体细胞基因治疗时，要考虑风险—受益比是否有利；研究设计在科学上是否有根据、伦理学上是否符合哀求；如何得到有效知情赞许；如何进行独立的伦理审查；如何得当地处理利益冲突等。这些是研究伦理的常规哀求。在分外情形下，用基因编辑技能对体细胞基因润色以治疗疾病，可以作为试验性治疗(创新疗法)供应给少数病人。上述案例中的女孩不是临床试验的受试者，而是试验性治疗的受治者。由于她的病情紧急，已经用过其他方法结果无效，虽然用基因编辑技能进行治疗尚未证明安全有效，但在原则上存在对这位女孩有效的可能性，因此将其作为试验性疗法供应给女孩(这种情形与埃博拉病毒盛行期间许可利用正在试验中的药物或疫苗对病人进行试验性治疗的情形是相同的[22])。
国际高峰会议的声明指出：“由于所建议的体细胞临床运用意在影响接管基因润色的个体，以是可以在现存和逐步演进的基因治疗监管架构中对它们进行适当而严格的评价，监管机构可以在批准临床试验和治疗时权衡风险和潜在受益。”[12]
3.4 目前应禁止将基因编辑技能运用于生殖系基因治疗
反对生殖系基因治疗的各类情由，有一些是难以成立的：例如，有人认为这样做会“扮演上帝的角色”，然而“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观点本身便是歧义丛生的。我们的生活充斥着改变自然的过程，是否都是“扮演上帝的角色”呢?是否扮演上帝角色的边界又在哪里呢?有人说，润色生殖系基因遗传给后代，但未征得他们的赞许。事实上，我们可以推定他们会赞许预防遗传病，正如我们现在治疗婴儿的疾病，我们不能以未征得他们赞许为情由谢绝，由于我们可以推定，当他们有决策能力时是会表示赞许的。还有人说，生殖系基因治疗导致纳粹优生学。但我们可用坚持知情赞许原则来防止。然而，有一个支持生殖系基因治疗的情由是站得住脚的，即我们有任务使我们的后代不得使我们痛楚的遗传病，生殖系基因治疗如果成功，可使病人的子孙后代免于遭受遗传病之苦。然而，就目前情形而言，基因编辑技能还不成熟，靶向效率低而脱靶突变率高，因而，用于生殖系基因治疗在理论上有难以估计的高风险。一旦干预失落败，不仅对受试者自身，而且也将对他们的后代造成不可逆的医源性疾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侵害后代。美国基因治疗先驱Friedman和Anderson提出，知足以下三个条件人们可以考虑进行人类生殖系基因治疗：(1)当体细胞基因治疗的安全有效性得到了临床的验证；(2)建立了安全可靠的动物模型；(3)"大众广泛认可[23]208-210。
人类基因编辑的国际高峰会议声明指出：“原则上也可将基因编辑用于使配子或胚胎进行遗传改变，其所生孩子的所有细胞都将携带这种遗传改变，而且将遗传给后续的世代，成为人类基因库的一部分。”“但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临床运用将是不负任务的，除非且直到：(1)基于对风险、潜在受益和替代选择的理解和权衡，干系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已经得到办理；且(2)对付所建议的运用的适宜性有了广泛的社会共识。而且，任何临床运用应该唯有在得到合理监管的情形下进行。目前，任何所建议的临床利用都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安全问题尚未被充分磋商；最有说服力的有益案例尚有限；而且许多国家有立法或法规禁止生殖系基因润色。然而，随着科学知识的进展及社会不雅观点的演化，应该定期重新谈论生殖系编辑的临床利用。”[12]欣克斯顿小组的声明也指出：“我们并不认为此刻已经具备足够的知识来考虑将基因组编辑技能运用于临床生殖目的。然而，我们承认，当所有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管理的哀求均得到知足时，将这种技能用于人类生殖大概是在道德上可接管的，虽然还哀求进一步做本色性的谈论和辩论。”[13,24]
3.5 目前不考虑将基因编辑技能用来增强
所谓“增强”是指超出作为人类这个物种具备的原有能力，例如，人这个物种不具备夜视的能力，也不具备天然抵御艾滋病病毒的能力。增强有两类：一类是医学目的的增强，如使人有能力预防艾滋病、禽流感、埃博拉。但增强可能引起格外的风险，与修补基因不同，添加基因可能滋扰其他基因正常表达。为此，我们首先要从根本研究和前临床研究做起。另一类是非医学目的的增强，如改变皮肤、头发、瞳孔颜色，使人活到200岁，使人奔跑像马一样迅速等。对此反对者居多，支持者少。反对的情由有：风险将会大大超过受益；追求性状的“完美”不能得到伦理学的辩解；以及该当让未来的孩子有一个开放的未来(open future)，我们不能将孩子局限在我们给他们选择的基因圈子内[23]210-213。
如表1所示，基因编辑用于人的伦理学上可辩解性，数字越大越难得到辩解，基因编辑技能以治疗为目的用于体细胞基因润色可以得到伦理学的辩解，用于生殖系基因润色目前难以得到辩解，但原则上不用除其可能。因此，基因编辑技能以增强为目的用于体细胞和生殖系细胞均不能得到伦理学的辩解。
3.6 对非人生物基因润色也必须有规范和管控
以Greely为代表的专家认为CRISPR/Cas9和其他基因组编辑方法对我们天下的最大威胁是非人生物基因组润色。如果要消灭疟疾、黄热病和登革热，我们要对蚊子进行基因组润色；如果要生产生物燃料，要对藻类进行基因组润色；要让绝灭的候鸽复活，我们要对带尾鸽进行基因组润色；我们要创造独角兽，我们对马进行基因组润色，于是我们重新塑造了生物圈，如果不加以掌握或不能掌握，自然界会变成什么，人类能否适应[15]?因此，建议对非人基因组润色制订必要的规范和履行必要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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