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云互联php技巧_宁镇疆由卿士源流说厚父的性质及周人的经典重建

简帛文献中较早涌现“卿士”一词是郭店及上博简《缁衣》所引《祭公》。
今本《礼记·缁衣》篇有引所谓“叶公之顾命”（“叶”当为“祭”之误）的话，个中云“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明有“卿士”，但郭店简、上博简《缁衣》篇对应的话，郭店简作“毋以嬖士息大夫、卿事”[3]，上博简作“毋以嬖士疾大夫向使”[4]，可以看出，对应今本“卿士”，郭店作“卿事”，上博简作“向使”，均与今天职歧。
但请把稳，前面的“嬖士”用“士”，两种文献却与今本同等。
由于有今本参照，郭店简的整理者直接在“事”后括注“士”。
上博简“向使”之“向”与“鄉”读音附近，而“鄉”与“卿”古本一字；个中的“使”与“事”也是分解字的关系，就像金文中早期“卿事”每每写作“卿” [5]，个中的“”从“史”，实在与“事”也是分解字的关系，以是上博简“向使”无疑也该当释为“卿事”。
也便是说，在前有“嬖士”之“士”对照的情形下，上博简的“使”仍旧没有与“士”轻易趋同。

《缁衣》篇所引为《逸周书·祭公》，此后清华简此篇公布，对应文句作“毋以俾（嬖）士息大夫卿”，整理者直接将“”括注为“士”。
与《祭公》篇同辑公布的《系年》篇又有“卿、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与《祭公》篇同形，整理者说即“李”字，并谓“李”与“士”读音附近，显然因此今本的“卿士”作标尺。
但也有学者指出，鉴于郭店、上博、清华简前文都有“嬖士”，而后文却或作“卿事”，或作“向使”，或作“卿”，总之便是没有直接写成“卿士”，参考金文中的“卿事”，因此认为“卿”之“”以括注为“事”为妥当[6]，我们认为是精确的。
稍后公布的清华简《厚父》篇有文“命咎繇下为之卿事”，“卿事”与西周金文同，个中之“事”同样未写作“士”。
这一来解释学者的谨严处理颇有道理，二来也暗示郭店、上博、清华简所引（见）《祭公》在前有“嬖士”的情形下，后面的“卿事”“向使”“卿”却始终没有径作“卿士”，并不是有时的。

由清华简“卿事”写作“卿李”，又要提到更早公布的包山楚简“阴侯之庆李”以及北大汉简《堪舆》之“庆李”，俱有“庆李”，学者受清华简启示认为“庆李”即“卿事”，“庆”乃“卿”之假借[7]，可信。
我们还可以为此说补充一条传世文献的证据。
《礼记·祭统》载卫孔悝之鼎铭文云：“乃考文叔，兴旧耆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个中的“庆士”，古人即已指出当读作“卿士”[8]，这解释“卿士”之“卿”确有假作“庆”者。
其余，由清华简“卿李”假“李”为“事”，学者还联系提到传世文献的“行李”一词，并指出“行李”本指“人”（《左传》“行李”“行理”都有：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昭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9]，其说是。
故意思的是，出土文献也有“行李”，清华简《越公其事》第60简云：“焉始絶吴之行”，个中的“行”显然便是“行李”，整理者指出“行李”即“使人”。
[10]网友“海天游踪”认为“行李”可读为“行使”，行人、使人也。
“李”是“使”的假借单，且引清华简《系年》简137“王命平夜悼武君李（使）人于齐陈淏求师”即为例。
[11]子居以为“行人”是标准称谓，“行李”“行理”“行使”皆为晚出。
[12]既然“卿李”是“卿事”之假借，则“行李”之“李”恐也是“事”之借单，即指人的“行李”本当作“行事”。
这方面的有力证据是，比来荆州考古事情者又公布了发掘品枣纸简《吴王夫差起师伐越》，此与清华简《越公其事》内容基本相同，个中《越公其事》的“行”，枣纸简作“行（使）”，对应“”的字作“（使）”，就像前举上博简《缁衣》“卿事”作“向使”，此处“行（使）”恐亦当是“行事”之借。
由于早期文献中“事”与“士”常相通用，且“卿事”传世文献俱作“卿士”，笔者以为这种近乎青鸟使的“行李”或“行使”，都当读为“行士”，指往来、奔忙之“士”[13]。
由于早期文献中“人”与“士”俱可作为笼统的他称，乃至合并称“人士”（《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这恐怕也是文献中他们又多被称“行人”的缘故：“行士”与“行人”，“人”与“士”的语法位置相称，故常可互换[14]。
“行士”与“行人”都当是对那些出行、往来“人士”的称呼，而且同样有他称意味。

由上可见，传世文献“卿士”在简帛文献中以写作“卿事”为常，或者“事”假借为“李”或“使”，总之，便是没有径写作传世文献的“卿士”。
尤其是清华简《祭公》及郭店、上博简《缁衣》所引以“嬖士”与“卿事（李）”对举，在两者相距如此之近的情形下，“卿事（李）”仍旧没有率尔趋同为“卿士”。
为什么会有这种刻意的区分？我们认为这要从“卿事”的词源上才能找答案。

此前学者考镜“卿士”一职的源头，大多追溯到甲骨卜辞，如罗振玉、王国维均指卜辞即有“卿士”[15]。
郭沫若也赞许罗氏的见地，而且认为《合集》37468“其令鄉史（事）”犹《大雅·常武》的“赫赫明明，王命卿士”[16]。
后来唐兰、李学勤都肯定上述卜辞即最早的“卿士”[17]。
但姚孝遂对此持否定见地，其读卜辞“鄉史于[]北宗”（《合集》38231）为“饗使于[]北宗也”，也便是将“鄉（饗）使”理解为动宾构造，即“宴饗”“使”的意思。
姚氏遂谓罗振玉说卜辞有“卿事”之官，实为误解[18]。

实在，卜辞“鄉史（事）”这样的构造，除了罗振玉所举外，还有：“其执/弜执，呼归，克鄉王事。
引[吉]”（《合集》27796）

学者已经指出此条之“鄉”与《合集》37468之“鄉”用法相同[19]，但是《合集》27796“克鄉王事”实在不过是 “鄉史（事）”的繁构。
也便是说，卜辞“鄉史（事）”也应与《合集》27796“克鄉王事”合并理解。
在更多辞例参照的情形下，可知像姚孝遂那样读“鄉史（事）”为“饗使”也是有问题的。
由于无论是“克鄉王事”，还是“其令鄉史（事）”，个中的“克鄉”“其令”如斯者，都意指某人可以承担或堪任某事，语较严明，如果仅仅是“饗”某人，语境似有不合。
黄天树师长西席认为“鄉”用为“向”，理解为面向、趋向，因此将《合集》27796“弜执，呼归，克鄉王事”翻译为“不要执捕而呼令其归来，能为王事尽力”[20]，虽然“趋向”“王事”这样的搭配较为可怪，但将“克鄉王事”理解为“能为王事尽力”则是大致准确的。
学者已经认识到，像卜辞“鄉史（事）”这样的构造中，“‘鄉’该当是行、做一类意义的动词”[21]，这是很精确的见地。
这样看来，“鄉史（事）”构造中，“事”以本字读即可，也便是当“事情”来讲，不必读为“使”。
那么“鄉”字到底该作何读呢？“鄉事”与后来作为职官的“卿事（士）”是否有关联呢？

考虑到“‘卿’该当是行、做一类意义的动词”，而“趋向”“王事”之说又于文献无征，我们认为“卿”不当理解为“向”，而当读为“享”。
“鄉”与“享”义近，金文中“用鄉”有时又作“用享”。
但“享”当理解为“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诸侯服享”，“服”与“享”即同义复指。
因此，卜辞“鄉事”即“享事”，而“享事”便是“服事”的意思。
伯或父鼎（《铭续》231）有铭文：“宗人其用朝夕享事于嫡宗室”，即为“享事”的搭配，所谓“享事”于宗庙，实在即“服事”于宗庙也。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别的冲人，服在清庙”，于宗庙之中，正用“服”字。
《周颂·清庙》“骏奔忙在庙”，即“奔忙”“服事”于宗庙。
其余，“享”可训“服”，金文及早期文献中屡见其例。
如克罍、克盉“享于乃辟”[22]，即“服”于“乃辟”也。
《尚书·洛诰》“汝其敬识百辟享”，孔传：“奉上之谓享”，所谓“奉上”即“服事”也。
逑钟有“享辟先王”，“享辟”也是同义词连用，指服事、辟事先王。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无侮享君”，“享君”即“服君”也。
其又云：“恒称其有若，曰享会余一人”，学者已经指出，“享”“会”系同义复指，乃服事、辅佐的意思[23]，是很精确的。
将卜辞“鄉（享）事”理解为“服事”或履职还有更靠近的辞例为证。
周初大盂鼎铭（集成2837）：“（王曰）今余唯命汝盂……敏朝夕入谏，享奔忙”。
所谓“享奔忙”，即“鄉奔忙”，也便是“服奔忙”之职事。
《尚书·酒诰》“奔忙事厥考厥长”，召圜（集成10360）铭文的“奔忙事皇辟君”，均“奔忙”与“事”连言，但是“奔忙”即“事”也。
不唯辞例靠近，它们所处的措辞环境也近似。
大盂鼎：“命汝盂……享奔忙”，与卜辞“其令鄉史（事）”，“享”“鄉”通用，又同为“令（命）”语义下的祈使语气，实在都是指令臣子服某职事。
实际上，后来已明显职官化的“卿事”还保留这样的特点。
如作册令方彝（集成9901）：“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大雅·常武》：“王命卿士”。
这些王命“卿事（士）”的例子，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王命鄉（享）事、服事或谓履职。
再如《尚书·多方》：“多士……尔亦则惟不克享”，“不克享”与卜辞“克鄉王事”构词办法非常靠近，均强调“享（鄕）”能否“克”即承担的问题。
《逸周书·商誓》又云“成汤克辟上帝”，参考前举逑钟“享辟先王”，“享辟”同义词连用，则“辟”也当是“服事”的意思，但是“克辟”实与“克鄉”近同，都是强调能够承担服事之职。

如将卜辞“鄉”理解为“服”，代入上述卜辞，可以说都文从句顺。
《合集》38231“鄉事于[]北宗”，指“服事”或“履职”于“[]北宗”。
《合集》37468“其令鄉事”，便是令某人服事、履职的意思，而《合集》27796“弜执，呼归，克鄉王事”的意思则是说：不要执捕，让他们归附，以服王事。
总之，我们认为上述卜辞的“鄉事”构造该当读为“享事”，理解为“服事”、履职。
卜辞“克鄉王事”，是希望某人能够承担王事，“其令鄕史（事）”，则因此祈使的语气命臣子服其职事。
进而论之，我们认为卜辞“享事”或“服事”这样的动宾构造，正是“鄉事”后来职官化变为成词“卿事”的语义本源，由于臣子都有为“王事”“服享”的基本责任。
换言之，“卿事”便是指那些“鄉（享）事”或“服事”的臣子。
虽然罗振玉将上述动宾构造的“鄉事”径指为职官“卿事”有欠严谨，但就指出“鄉事”与文献中职官“卿士”的关联看，倒是不错的。
当然，我们不要以为商代“卿事”只有“鄉事”这样动宾构造的散文式表达，由于商代晚期小子簋（集成 3904）云：“乙未，卿事赐小子贝二百”，此“卿事”指职官，明显已经成词化了，与西周金文习见的“卿事”完备同等。
解释只管卜辞中尚有散文式的“鄉事”一词，但商代作为成词和职官化的“卿事”与散文化的“鄉事”是“共时”存在的。
实际上，我们从大盂鼎“享奔忙”来看，“奔忙”貌似详细的动作词，但由上述《酒诰》、召卣中的“奔忙事”辞例来看，“享奔忙”实在也明显有职官的特色。

由散文化的“鄉事”到职官义的“卿事”，可知“卿事”之“事”紧张指事情之“事”，并非指“人”，而“士”最初便是指“人”的，并没有“事情”的意思。
从文献及金文来看，指“人”的“士”乃至还可以作为男子之通称，《小雅·甫田》“以穀我士女”，所谓“士女”即“男女”也。
《大雅·既醉》云：“其仆维何？厘尔女士”，此“女士”与《甫田》“士女”不过颠倒为文。
高亨师长西席解为“女男”，谓“男女仆众”，吴闓生同之[24]，良是。
西周凤雏卜甲H11:1“王其巶祝成唐，肆御报士女”讲到献祭先人的人牲为“士女”[25]，師㝨簋（集成4313、4314 西周晚）中记载周王室讨伐淮夷的俘获有“士女牛羊”，亦涉“士女”，他们的意思均应与《甫田》“士女”同，理解为“男女”。
如此，则指“人”的“士”作为男子之通称可谓至为显豁。
总之，从最基本的意义上看，“士”始终是指人的。
不过，正如我们熟知的文献中“卿士”金文中多作“卿事”，实在从很早的时候起，单称的“事”也常可借指“人”。
如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陟降其事”，《周颂·敬之》对应句子作“陟降其士”，学者早已指出“事”当指“人”。
麦盉（《集成》9451）有铭文“厥事麦”，辞例与叔虞方鼎“厥士唐叔虞”同等，麦盉的“事”显然也是借为指人的“士”。
农卣（《集成》05424）有“小大事（集成5424）”，训匜（《集成》10285）有“小大史（集成10285）”，个中的“小大事（史）”，都该当读为“小大士”，指大小官员。
“事”可借为“士”，从训诂上也可以看出点痕迹。
《说文》云：“士，事也”，这实在本于毛诗对“士”的训诂，如《小雅·祈父》“予王之爪士”、《桓》“保有厥士”，个中的“士”，毛传俱解：“士，事也”。
作为王臣的“士”，又自有其所“事”之职守，也便是说，他们都是为君王做事、办事的。
《假乐》郑笺即云：“卿士，卿之有事也”，如西周金文中习见的“出入事人”，实在即出入办“事”的“人”。
像小子生尊（集成6001）乃至“辬事于公宗”与“出入事人”并见，这都暗示金文中“事”可指“人”，或者说假“事”为“士”也有一定性。
但该当指出的是，前述金文中作为男女通称的“士女”一样平常不写作“事女”，这也显示作为男子之通称，“士”也有无可替代之处。
从另一方面说，“鄉事”或“卿事”中之“事”本指“事情”之“事”，这与指人的“士”也有明显差异。
换言之，由于“鄉（享-服）事”这样的语义本源，“卿”与“事”的搭配是很早就固定的，并不会由于“事”与“士”通，就可以将个中的“事”更换为“士”而成“卿士”。
传世文献中“卿士”之“士”，只是“事”的借单，从“鄉（享）事”当理解为“服事”这样的语义本源看，“卿士”一词实在也是不合文法的。
这恐怕也是金文及简帛文献中“卿事”始终没有写成“卿士”的缘故原由。
我们看直到春秋乃至战国早期，出土文献中“卿士”都是写作“卿事”的，如伯硕父鼎（铭图2438）：“用孝用享于卿事、辟王、庶弟、元兄”， 曾卿事季宣匜（《铭三》41247）也有“曾卿事”，这是曾国的“卿事”。
既明了“卿事”本义为“服事”以及作为成词的稳固，同样可以阐明前举清华简《祭公》篇及郭店、上博简《缁衣》所引“卿事”之“事”没有与前面的“嬖士”之“士”率尔趋同。
从构词上看，“嬖士”乃散文式的偏正构造，指受“嬖”的“士”，重点在强调“人”，与“卿事”本义在强调“事”完备不同。
而且，从高下文看，“嬖士”一语还隐有贬义，这与“卿事（士）”一样平常指高档级贵族就更不合了。

二、《厚父》的性子与周人的经典重修

既明了“卿士”一职实是由卜辞“鄉（享）事”演化而来，以及从“鄉事”到“卿士”的大致过程，我们就可以对包含这一职官的文献进行简捷的年代学判断。
比如清华简《厚父》说“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事”，这是讲皋陶为夏启之“卿事”，这里的“卿事”已经是明显成词化的职官。
从上举卜辞及小子簋看，晚商只管“卿事”亦已成词为职官，但犹存在不少散文式的“鄉事”，或者说其时犹是散文化与成词并行的时期。
但若说夏初即有职官化的“卿事”而皋陶任其职，无论如何是无法想象的，《厚父》的记载只能是后人追溯其事。
如前所述，关于《厚父》的性子，学界目前有“夏书”“商书”“周书”平分歧见地，即以成词化的“卿事”来看，“夏书”说也绝不可信。
虽然小子簋表明“卿事”于晚商已经职官化，彷佛“商书”说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但从《厚父》一篇对此职的闇练利用以及该篇措辞上与西周金文的诸多相合看，“商书”说实在也不可信。
与此类似的还有《商颂·长发》篇，个中有云：“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旁边商王”，这是说降下伊尹为“卿士”以辅佐商王。
说夏、殷之际就有了职官化的“卿士”，也不可信，这明显也是后人追溯口吻。
古人谓“商颂”准确地说应为“宋颂”，于此可见有理。
其余，“卿事（士）”成词化为职官之称后，还有进一步的简省，那便是单称“卿”而不言“事（士）”，从而衍生出诸如“上卿”“正卿”“孤卿”“六卿”等偏正词组。
如果说“事”单称亦可指人的话，“卿”字在早期材料中则从来没有单称可指人的情形。
从前述“卿事”的语义源于“享事”——“服事”来看，这本来也是很自然的，故单称“卿”来指人，只能是“卿事（士）”的进一步简省。
上述由“卿士”简省而来的“上卿”“正卿”“孤卿”“六卿”诸称在传世文献如《左传》《国语》《周礼》等书中可以说极为常见，侧面亦可证这些文献的年代学特色。
由此而及《夏书》之《甘誓》，个中云“大战于甘，乃召六卿”，我们前面既已说夏代不可能有职官化的“卿士”，故在此根本上进一步简省的“六卿”就更成子虚，以是《甘誓》之文亦当是后人的附会之词[26]，而绝非夏代的实录。
还有清华简《摄命》篇开头的“亡承朕鄉”，整理者最初读“鄉”为“向”，理解为“往昔”。
学者多不同意此见地，或读“鄉”为“卿”[27]，因此将“朕卿”理解为“我的卿士”，这明显是把“卿”算作“卿事（士）”的简省了。
《摄命》篇年代为西周早期，其时“卿事（士）”不可能简省到单称“卿”的情形，故“朕卿”之说绝不可信[28]。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像《甘誓》这样不必是夏代的实录都可以是《夏书》，那《厚父》虽然“卿事”是后人的追溯之词，为什么不可以是“夏书”？这还要提到“夏书”归类的基本原则。
那便是只管其措辞可以是后人追溯，即相对“晚出”，但篇中所讲内容则是夏代的，就像《甘誓》所讲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一样。
类似例子还有《尧典》，本日大部分学者都已承认它也是后人追溯和整合，但其内容毕竟是讲尧时君臣谋议。
以这个标准来看《厚父》，则所谓“夏书”解释显也有问题。
该篇虽然提到禹、启、皋陶等“夏”时人，但他们只是铺垫，是“背景板”，它的重点还是当下的治民鉴戒，如“亦惟祸之攸及，惟司民之所取”“民心惟本，厥作惟叶”“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
尤其该当指出的是，作为“背景板”，它提到了“夏”的“亡厥邦”，也便是说它虽然也涉“夏”，但那只是陈迹，而非像《甘誓》这样的“当时事”。
这一点可以参考《墨子·非命上》所引《仲虺之告》：“我闻于夏人矫定命，布命于下。
帝伐之恶，龚丧厥师”，这里夏的“龚丧厥师”与《厚父》的“亡厥邦”义近，解释在《仲虺之告》篇中夏也是“背景板”，而《仲虺之告》明属“商书”。
以前朝为“背景板”来讲当下的治民鉴戒，还可举《尚书·召诰》。
此篇提到“有夏”“有殷”都“既坠厥命”，此与《厚父》的“亡厥邦”义近，解释“有夏”“有殷”都是铺垫或“背景板”，该篇又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落脚点也是当下的治民鉴戒，此与《厚父》高度同等，而《召诰》明属《周书》。
其余，《厚父》篇中王的口吻说“惟时余经念乃高祖……”，王的话同样解释时王与厚父的先人（王既称厚父的先人为“乃高祖”，明著“乃”字，这个王显然也不会是“夏王”）即夏史有明显的时序落差。
且此篇厚父又自述云：“今民莫不曰：余保教明德，亦鲜克以悔”。
厚父说“今民”“保效明德，亦鲜克以悔”，突出“民”的明德知化，这显然不会是“亡厥邦”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孟子·梁惠王上》引《汤誓》）时民众能说的话。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时王与夏事有明显的时序落差，那为什么不能是《商书》？这紧张是就该篇措辞上说的，学者们都已把稳到的《厚父》措辞与《尚书》周初诸篇及西周金文多有相合处。
比如《厚父》的“今民莫不曰：余保效明德，亦鲜克以悔”与豳公盨铭文“民唯克用兹德，无悔”，语式及语义均极近，而豳公盨为西周中期器。
上述这些情形解释，《厚父》绝不可能是“夏书”，而该当是《周书》。

当然，我们说《厚父》为《周书》，也无损于该篇作为夏史资料的史料代价。
周相对付夏，中间隔了“商”这么一个朝代，但是周人的夏史影象从何而来？周人的夏史言说是否可信？这始终是历史、考古学者高度关注的话题。
《厚父》篇最大的代价便是提示我们，作为夏的口述史载体，夏的后人如厚父者于周初仍旧存在。
关于周初的夏人后裔，《史记·陈杞世家》载“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看来确非虚言。
当然，“东楼公”之名与“厚父”不合，但《陈杞世家》又说东楼公之子名西楼公，但是东、西楼公之名似仅以地称，并非“厚父”这样的私名[29]，其间信息缺失落太多，他们之间是何关系已经无法质言了，但夏人后裔于周初尚存该当是可信的。
由《厚父》这样的周初“书”类文献可知，周灭商后时王曾问计于夏人后裔厚父，这种环境与《洪范》篇“王访于箕子”类似，而箕子是殷遗民。
《厚父》篇王的口吻说“厚父！
我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这是在厚父发话之前，表明问计于厚父之时，周人对夏史已经有相称的历史认知。
我们看《尚书》中周人对殷遗多士说“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士》），其对旧殷多方国说：“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崇乱有夏。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钦，劓割夏邑。
于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在夏”（《多方》），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周人对殷遗民大讲夏的兴亡史，解释这些夏史信息纵然在殷遗民那里也是公认的。
周人原是商的臣民，这些历史信息，本不劳商灭之后夏人后裔来见告他们，它们在富商时该当便是“公共知识”。
如《洪范》篇作为殷遗民的箕子对武王言：“……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正是富商旧人讲夏史。
即便夏史作为“公共知识”早就存在，但时王仍要问计于厚父，解释在周人看来，厚父作为夏的后人其所言说无疑更直接、更有威信性。
就像《洪范》篇武王“访于箕子”，而箕子是商遗民，其间道理是一样的。

虽然是周王问计于夏人后裔厚父之篇，但从篇中“王若曰”来看，恐怕亦有史官事后润色、整理的身分。
由此我们还想指出，厚父所说的“定命不可忱”“民式克共心敬畏，畏不祥，保教明德”“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民亦惟酒用败威仪”如斯，与我们在传世《诗》《书》等经典文献中读到的“定命棐忱”“明德慎罚”[30]“罔敢湎于酒……用燕丧威仪”等等也基本同等。
也便是说，厚父所讲与周人灭商后反复强调的定命靡常、敬德保民、谨慎于酒等思想基本同等。
我们不敢说厚父的言说便是照着周人给定的“脚本”进行，但此篇的思想又很明显代表了周室的官方态度，因此也不能打消史官的润色和“选择”。
当然，这些符合周人历史认知与统治思想的话出自夏人后裔厚父之口，无疑也加强了其威信性。
这可能正是《厚父》篇问计于夏人后裔的现实考量：从“于周为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五年）的角度讲，厚父代表的是夏王朝，其典范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典范性就像武王问计于箕子，其篇曰“洪范”即题名“范”，它们都该当是周人典范性重塑之举。

说到周人的典范性重塑，就不能不提到《尚书》中的《夏书》。
虽然题名“夏书”，本日恐怕没有人相信那是夏代的实录，学者多认为它出于后人的整理，系后人对夏史的追溯和整合，而非夏时经典原来当时还有留存。
因此，如果说《周书》特殊是周初八诰基本上来自于周人的原始文件的话，《夏书》的性子显然不会是夏时的原始文件，它们应源于周人对夏的经典重修。
这种经典重修从可利用的材料看，既有自古相传的关于夏史的“公共知识”，也有类似厚父这样夏人后裔的口述史资料，周室史官据此将他们整合成篇。
由于非夏时的原始文件，周人对《夏书》的经典重修实质上可视为文献学上的“依托”，这种“依托”特色可参考清华简中的《程寤》、《保训》等篇。
从清华简的这些篇目看，周人对“依托”这种经典重修技能的利用该当是很自觉、很纯熟的。
而且，周人这种经典重修形式上虽是“依托”，但涌现的绝对年代可能也并不晚。
李学勤师长西席已就《程寤》中措辞与《尚书·吕刑》的相合指出过这一点[31]。
我们还可举一个类似的例子。
《左传·襄公四年》记周之太史辛甲云：“《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尽为九州，经启九道。
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
……’《虞箴》如是，可不惩乎？”，这是周室虞官立意于箴诫田乐的文体。
个中的“德用不扰”之“扰”，晚近不少学者都已认识到大盂鼎铭文“有祡烝祀，无敢扰”、启卣（集成5410）“启从征，谨不扰”、训匜（集成10285）“自今余敢扰乃小大史（士）”之“无敢扰”“谨不扰”“余敢扰”与之义近，解释这是当时习用之语，而《虞人之箴》又为传世文献所仅见者。
大盂鼎、启卣、训匜属西周早、中期器，侧面解释《虞人之箴》的早出，但其文风较之《周书》中的命诰浅近不少。
古人习气以文体差别论时序之异，这很片面，实际上它们完备可能是“共时”的。
当初王国维即指出《虞夏书》中之《尧典》、《皋陶谟》、《甘誓》等篇虽“笔墨稍夷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但又认为“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32]，就没有将文风与时序大略划等号，实际上也是对周人以“依托”的手腕进行经典重修的恰当估计，今由清华简《程寤》、《保训》等篇看，王氏的估计还是很有预见性的。
实在，即周初的命诰中同样也有述“夏史”内容，如《召诰》篇有：“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多士》篇有“有夏不适逸……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立政》篇有：“古之人迪惟有夏，……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
亦越成汤陟……”，都属周人讲夏（殷）时势，此与“依托”的异时性时序逻辑实质上并无不同，而绝对年代同样却很早。
其余，《虞人之箴》因此韵体文讲夏史，这可参照《左传·哀公六年》载《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
今失落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33]，文体上两者可以说非常靠近。
后者明署“夏书”，而前者虽用“夏史”劝谏时王（与《厚父》类似），但显然辛甲没把它算作“夏书”。
哀公六年讲陶唐氏兴衰，属后人“依托”但却谓之《夏书》：作者与所讲时期明显存在间隔。
依此事理，绝对年代很早的《虞人之箴》讲“夏史”实在同样可视为周室虞官的“依托”：就“依托”这种经典重修办法来讲，它们确有共性。
如果有人将《虞人之箴》截取而谓之“夏书”，那真的是真假莫辨。

正由于多是“依托”而非官方的原始文件，现存《夏书》中的大部分内容较之佶屈聱牙的周初命诰来说，确如王国维所说“夷易简洁”。
这种“夷易简洁”的一大特色便是还常见“往后当先”的名物疏漏。
如明属《周书》的《厚父》陈说夏史时却用到了“卿事”一词，《夏书·甘誓》中乃至还涌现了“六卿”，这更是在“卿士”根本上的进一步简省，绝不可能是夏代的东西。
类似例子还可举《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啬夫”一职晚近秦汉简牍中多有创造，虽然《左传》所引解释此职先秦即有，但要说夏代已有此职也是不可想象的。
此处“夏书”所记明显也是“往后当先”，定出“依托”无疑。
其余，《左传·襄公十四年》亦引《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
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个中描述的臣工各以其技谏诤，案之《国语·周语上》，这可能本来是周代才完备的制度。
名物疏漏之外，措辞上的“夷易简洁”就更为明显了，试看《左传》中所引“夏书”：“《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34]；“《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35]；“《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落不经’”[36]、“《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37]我们前面说这种“依托”的经典重修就绝对年代看可能也不晚，但就《左传》所引上述“夏书”看，其相对晚出该当是很明显的。
《吕氏春秋》引《夏书》又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38]，切实其实像大口语。
由此，我们认为《尚书》中的“夏书”，不但是周人用“依托”手腕进行的经典重修，而这样的重修也是“历时态”的。
这也与“书”类文献一向的不断充足、“叠代”相同等。
比如前举清华简《程寤》篇见今《逸周书》，而《逸周书·大开武》云“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李学勤师长西席谓此即暗引《程寤》[39]，则《大开武》实可视为对《程寤》的“叠代”，故在《逸周书》同一部书中，个中篇目之时序已有明显落差。
再如《周书》中既有周初八诰，也有《文侯之命》和《秦誓》，虽不是篇目对位“叠代”，但时序差异也是很明显的。
《礼记·大学》又载：“……《康诰》曰：‘惟命不于常！
’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落之矣。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
’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措辞相对浅近的《楚书》明显较属《周书》的《康诰》要晚，舅犯的辞吐就更晚了，但《大学》作者却把他们等量齐观。
我们认为“夏书”也该当是搜集来源多途、不同时期讲“夏史”文献而成。
这么说就意味着，“夏书”的归类和作为整体、独立板块的自觉，可能也是比较晚起的。
从朝代时序来说，由夏、历商，至周，但就经典天生的顺序来说，我们认为实在大体是逆序的过程：“周书”最早，“夏书”相对最晚。
《墨子·非命下》有个说法：“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四代之“记”实在即四代之“书”，而“虞夏”还要后于“商周”，这种奇特顺序恐怕也是有深义的。
正由于“夏书”的自觉相对较晚，就典范性来说恐怕也不能与《周书》比较。
由此还要提到古人曾经指出的一个事实，那便是“尚书”类文献中，也以《夏书》亡佚、消逝得最多，这并非由于它们更久远，实由于“夏书”相对晚出、较晚自觉，由此导致典范性上远逊《周书》的缘故。
如果说周人对《夏书》的经典重修是故意为之的话，而《夏书》的消亡最甚恐怕更多是流传领域的自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