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高升
在一些人的意识里，书法彷佛是一个最没有“标准”的艺术类型。由于，虽然书法在传统文化中拥有最广大的群众根本，但如果要列举当下造诣最高的书法家，彷佛还没有多大把握能得到较为同等的答案，乃至连“书法家”这个观点的界线也显得有点模糊。那是否书法真的没有一个“标准”呢？显然不是。当代书法的代价评判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也有一些作为共识的硬性指标，比如功力的积淀、笔法的娴熟和师承的有序，等等。问题是，一旦上升到审美层面，见地就会涌现较大不合。由于，“美”的类型多样，不同的不雅观者基于不同的知识构造和审美履历，自然会欣赏到不同的“美”，而对付“不美”的作品就会表现出情绪上的排斥。这与西方艺术理论中所提出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一个道理。然而，如果我们以书法史上的范例书家作为“标杆”来进行梳理和反思，这个具有历史参照意义的标准就会逐渐明晰起来。我认为，书法艺术层次由低到高可大致划分为四层标准：
一是技能标准。达到技能标准的学书者能够闇练地节制书法的技能要素，在笔法、构造、章法等形质层面有较高的技能水平，尤其是对古代书法经典有着深入理解和较好再现。在此根本上，他们能够自由进行娴熟的艺术创作。这个标准可视作划分“书法家”与一样平常书法爱好者的主要边界。因此，达到技能标准的书者，一样平常可称为“书法家”。在书法资源非常丰富的本日，对付学书者而言，要实现技能标准，相对较为随意马虎。正如傅山所言“下苦专精，手熟为能”。尤其是如今不少学书者，专精一种书体或一种石本，方法得当，很快便在书坛脱颖而出。不过值得把稳的是，“书法家”“名家”“大家”“大师”等称谓在当代有着庸俗化、泛滥化的趋势，可这并不虞味着古今书艺标准迥异抑或当代超越了古代，而是书法的生存环境变迁所致。
二是艺术标准。艺术标准相对付技能标准而言，书家的追求由表层的形式技巧转向深层的审美构成及其背后的人文内涵。他们的创作，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既有光鲜的风格个性和独特的艺术措辞，又蕴藏着丰硕的审美韵味。在这个层次中，技能上对“精熟”的追求退居其次，而哲学、文学、史学、笔墨学等“字外功”和个人修为的主要性得以凸显，正如苏东坡所言“退书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此外，要想取得进一步的艺术造诣，除了艺术天分、功力积累和外在环境外，还要有“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勇气，敢与古人“合”，又要敢与古人“离”，这样才能入古出新，卓然成家。黄庭坚所说的“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便是这个道理。达到艺术标准的书法家，每每成为当代瞩目的“名家”。
三是道德标准。众所周知，书法审都雅的历史演进一贯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伴而生，尤其是“中和”“古雅”等不雅观念对正统书法代价不雅观的确立影响至深。从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到苏轼的“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再到傅山的“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历代书家始终将道德评骘作为书法代价高下的主要尺度。当代以来，只管艺术思潮趋于多元化，呈现出中西交融的姿态，道德已不作为艺术评价的必要尺度，但在书法领域，能否以德服人，仍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艺术家的社会认可度。可见，在公众年夜众眼中，艺术作品带给人们的审美感想熏染并不纯挚来源于作品本身的“质”与“妍”，还来源于书家的发展经历和人格魅力。因此，道德标准是评判一个书家艺术代价更深度、更长效的指标。达到道德标准的“名家”，再经由岁月的洗礼和"大众的考验，才会被推为代表时期艺术高度的、德高望重的“大家”。无疑，在任何时期，“大家”都是稀缺的。
四是历史标准。历史标准即一个书家艺术终极代价放诸历史长河中进行考量的评判尺度，它的呈现可能须要几百年乃至更长的一段期间。它相对稳定，又会随着时期审美风尚的转换而不断变革。对付当代语境而言，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欧阳询、苏轼等都是符合历史标准的范例代表。正如项穆在《书法雅言·品质》中所标举的“大成已集，妙入时中，承前启后，永垂模轨”。达到历史标准的书者，自然可跻身百代垂范的“大师”行列。
诚然，对付当代的多数书家而言，历史标准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也没有书家会设想自己正在进行的书法创作是否会成为后世膜拜的经典，而历史上的经典也每每都是在书家自然为之的情境下出身的，《兰亭序》《祭侄文稿》《寒食帖》等，无不如此。这种无法预知，与徐渭、梵高档中外大师的身后走俏是一个道理。然而，作为一位有担当的书法家或文艺从业者，心中应有一种对历史和公民卖力的义务感和任务感，即“胸中有大义，心中有公民，肩头有任务，笔下有乾坤”，对待艺术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品位和思想修为，这样才能创作出经得住历史磨练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