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赵正书》与传世文献记载的异同
《赵正书》全文，整理者已经做了根本性的考释事情。对付《赵正书》与传世史乘的异同，整理者也进行了很好的比较，指出：二世杀扶苏、蒙恬时子婴谏言，李斯自呈七罪，与传世文献(紧张是《史记》)大体附近；而《赵正书》中胡亥继位，以及章邯杀赵高，与传世记载不同；李斯临终谏言及子婴谏言，传世文献未载。
《赵正书》的开篇与《史记》有很大不同，曰：
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还至柏人[2]而病。垂死，喟然流涕长太息，谓旁边曰：“定命不可变欤？吾未尝病如此，悲□……”……而告之曰：“吾自视定命，年五十岁而去世。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吾当以今【岁】去世，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以变气易命，不可欤？今垂死，几去世矣。其亟昼夜输趋，至白泉之置，毋须后者。其谨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
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故复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争侵主。吾闻之：牛马斗，而蚊虻去世其下；大臣争，齐民苦。吾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去世且不忘。其议所立。”丞相臣斯昧去世顿首言曰：“陛下万岁之寿尚未央也。且斯非秦之产也，去故下秦，右主左亲，非有强臣者也。窃善陛下高议，陛下幸以为粪土之臣，使教万民，臣窃幸甚。臣谨奉法令，阴修甲兵，饬政教，官斗士，尊大臣，盈其爵禄。使秦并有天下，有其地，臣其王，名立于天下，势有周室之义，而王为天子。臣闻不仁者有所尽其财，毋勇者有所尽其去世。臣窃幸甚，至去世及身不敷。然而见疑如此，臣等尽当戮去世，以报于天下者也。”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去世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3]
这里记载李斯请秦始皇立胡亥为代后，其后紧接着讲：“王去世而胡亥立，即杀其兄扶苏、中尉恬。大赦罪人，而免隶臣高以为郎中令。因夷其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4]此时的赵高尚为隶臣，被二世立为郎中令。这与《史记》中赵高主导沙丘之谋有明显的差别。其下记载胡亥欲漫游天下及杀扶苏、蒙恬，子婴进谏，简文的这段内容与传世文献有附近者：
又欲起属车万乘以抚天下，曰：“且与天下鼎新。”子婴进谏曰：“不可。臣闻之：芬茝未根而生凋旾〈喷鼻香〉同，天地相去远而阴阳气合。五国十二诸侯，民之嗜欲不同而意不异。夫赵王巨杀其良将李微[5]而用颜聚，燕王喜而轲之谋而背秦之约，齐王建遂杀其故世之忠臣而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终以失落其国而殃其身。是皆大臣之谋，而社稷之神零福也。今王欲一日而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之：轻虑不可以治固〈国〉，独勇不可以存将，同力可以举重，比心壹智可以胜众，而弱胜强者，高下调而多力壹也。今国危敌比，斗士在外，而内自夷宗族，诛群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秦王胡亥弗听，遂行其意，杀其兄扶苏、中尉恬，立高为郎中令，出游天下。[6]
赵高是在胡亥杀了扶苏、蒙恬之后才担当郎中令。再其下为李斯自呈七罪，与传世文献大体附近：
后三年，又欲杀丞相斯，斯曰：“先王之所【谓】牛马斗而蚊虻去世其下，大臣争而齐民苦，此之谓夫！
”斯且去世，故上书曰：“可道其罪，足以去世欤？臣为丞相卅余岁矣，逮秦之迹〈陕〉而王之约。始时，秦地方不过数百里，兵不过数万人。臣谨悉意壹智，阴行谋臣，赍之金玉，使游诸侯。而阴修甲兵，兵饬斗士，尊大臣，盈其爵禄。故终以胁韩而弱魏，又破赵而夷燕代，平齐楚，破屠其民，尽灭其国而虏其王，立秦为天子者，吾罪一矣。地非不敷也，北驰胡幕，南入定巴蜀，入南海，击大越，非欲有其王，以见秦之强者，吾罪二矣。尊大臣，盈其爵禄，以固其身者，吾罪三矣。更刻画斗桶，度量壹，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者，吾罪四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者，吾罪五矣。治驰道，兴游不雅观，以见王之得志者，吾罪六矣。缓刑罚而薄赋敛，以见主之德，众其惠，故万民戴主，至去世不忘者，吾罪七矣。若斯之为人臣者，罪足以去世久矣。上幸而尽其能力，以至于今，愿上察视之。”秦王胡亥弗听，而遂杀斯。[7]
再下为李斯临终谏言及子婴谏言，传世文献未载：
斯且去世，故曰：“斯则去世矣，见王之今从斯矣。虽然，遂出善言。臣闻之曰：变古乱常，不去世必亡。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所谓变古而乱常者也。王见病者乎？酒肉之恶，安能食乎？破国亡家，善言之恶，安能用乎？桀登高知其危矣，而不知以是自安者；前据白刃自知且去世，而不知以是自生者。夫逆天道而背其鬼神之神零福，灭其先人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而求鼎新者，王勉之矣。斯见其殃今至矣。”秦王胡亥弗听，遂杀斯。子婴进谏曰：“不可。夫变俗而易法令，诛群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使以法纵其欲，而行不义于天下臣，臣恐其有后咎。大臣外谋而百姓内怨。今将军章邯兵居外，卒士劳苦，委输不给，外毋敌而内有争臣之志，故曰危。”秦王胡亥弗听，遂行其意，杀丞相斯，立高，使行丞相、御史之事。未能终其年，而果杀胡亥。将军章邯入夷其国，杀高。[8]
全文本来至此结束，勾号“”是表示结束的标志。但此篇在勾号后还有一句评语：“曰：‘胡亥所谓不听谏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国亡。’”[9]这解释《赵正书》曾经有过一个流传过程，后来的抄者为了某种目的，在全文结束后加了评语。也便是说，《赵正书》的成书，比北大简的韶光下限要早，整理者推断：“撰写年代为西汉初期的可能性较大。”[10]而评语者彷佛也未对胡亥继位的合法性有异议。《赵正书》没有突出赵高的浸染，很多事彷佛都是胡亥自己的主张，并且子婴几次再三进谏。此篇所述赵高为隶臣，李斯发起以胡亥为代后，与《史记》所载的沙丘之谋有明显的差异。
《赵正书》既然与传世文献所记事有同有异，大略地以之为真或伪就不足严谨。我们先看看除了秦始皇临终立胡亥之外，《赵正书》给我们供应了什么信息，以有助于判明其代价。
二、律令与故世之藏
《赵正书》记载胡亥登基后，“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李斯谏言中再次提及“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和“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子婴谏言中说“变俗而易法令”，这些话恐怕不能轻易放过。秦以法立国，胡亥燔其律令，变易法令，此事文籍没有详细记载。《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法令诛罚日益刻深”，[11]《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二世“用法益刻深”，[12]可谓语焉不详。《赵正书》则可以供应一些宝贵的历史信息。
首先，陈胜、吴广叛逆时，其情由是“会天算夜雨，道不通，度已失落期。失落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去世，举大计亦去世，等去世，去世国可乎？’”[13]然而比来学者们根据睡虎地秦简、张家山二年律令，指出“失落期，法皆斩”不符合秦朝的法律。李开元师长西席认为陈胜可能是贵族后裔，[14]因此他该当识字，能打仗、理解秦国法律；同行的其他人也可能理解法律规定。只有过去的法律条文被烧毁，国家行事不依故法而行，才能涌现《史记·李斯列传》所记载的“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二世“用法益刻深”，陈胜所说的“失落期，法皆斩”才可能属实。
其次，刘邦攻占咸阳之后，与秦民“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去世，伤人及盗抵罪。余悉撤除秦法……秦人大喜”，[15]《新序·善谋下》也记载刘邦“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16]这些记载给人的印象是秦法严苛，刘邦于是约法三章。对付以安民为目的的刘邦来说，恐怕没有比依秦故法而撤除严刑峻法更简便的方法了；而秦朝的法律里面，也不会对“杀人者去世，伤人及盗抵罪”有异议。因此，实际情形很可能是秦的故法已经烧毁，大家又不愿遵守秦二世的严刑峻法，故刘邦规定了最基本的三条原则。
再次，萧何改定《九章律》，可能也与秦的律法被烧毁及行用秦二世的法律有一定关系。由出土文献可以看到，汉律在很大程度上与秦(始皇期间)的律法有延续性，这也解释刘邦的“约法三章”并非是别出心裁而与秦法不同。
其余，更值得重视的恐怕是“故世之藏”。历代关于秦焚书，更多地考虑由李斯发起而得到秦始皇批准的挟书律。按照挟书律，“博士官所职”者，即官方，仍可藏书。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标举《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之义，以“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17]为刘歆之伪说，[18]甚至连启示了康氏的廖平都反受其影响，将其说写入《古学考》之中。[19]后来廖平的弟子蒙文通细数秦廷称引六艺经籍之事，认为“孔子之术，诚不因坑焚而隐讳，亦不待除挟书之律而显著”。[20]但由《尚书》等的残缺不丢脸出，秦的官方藏书已残缺。据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一《秦燔灭文章》及方回《续古今考》卷六、卷二九所载，吕东莱曾说：“萧何独收图籍而遗此，惜哉”，[21]吕东莱认为萧何入关收图籍时没有网络官方藏书。萧参《希通录》则谓“天下之书虽焚，而博士官犹有存者。惜乎入关收图籍而不及此，竟为楚人一炬耳，前辈尝论之”，[22]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秦之焚书，焚天下之人所藏之书耳。其博士官所藏，则故在。项羽烧秦宫室，始并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往后之学者咎萧何不能于收秦图书之日并收之也”。[23]萧、胡之论，表明以前之学者多认为秦不焚博士官之书，而经籍亡佚之过，逐渐转移到了萧何、项羽身上。此后持附近论点者犹多。[24]
现在由《赵正书》的记载来看，很可能是胡亥烧毁了秦的官方藏书，以是《史记·萧相国世家》说“(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25]萧何入关收图籍时，只有地理、户口这一类实用的东西；当时存在的律令，显然已经不全，或者只是胡亥新颁布的律令，以是刘邦不得不约法三章，萧何也要更定《九章律》。
蒙文通举“蒙恬说《金縢》之传，蒙毅陈《黄鸟》之说”，[26]以证“孔子之术，诚不因坑焚而隐讳”，[27]所举两事，俱见《史记·蒙恬列传》。然而蒙毅未明引《黄鸟》，其所说“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去世，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28]或本无“三良而去世罪”五字，[29]故所言未必是《秦风·黄鸟》；蒙恬所述周公言行与《金縢》有差别，虽引有“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不见今《尚书》及《逸周书》)，[30]但这些都是蒙氏兄弟临去世前与青鸟使之语，并非上书陈情。《史记·李斯列传》记胡亥以韩非之言问李斯，李斯则以申子、韩子之语、商君之法以阿胡亥之意。这些属于诸子百家语的东西，在胡亥“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后，即便有人称引诗书百家语，那也只能是口传，不久终将亡灭。当然，也有可能商鞅、申不害、韩非这些人的著述，符合秦朝统治的意识形态，不会以古非今，不在焚毁之列。所幸二世胡亥统治不久，很多口传、壁藏的书到了汉初还得以保存。但是与先秦比较，许多主要的文籍残缺不全，很多学派的传承被截断，文化的丢失非常大。
此外，《赵正书》记载胡亥“又欲起属车万乘以抚天下，曰：‘且与天下鼎新’”，李斯临终前说及“夫逆天道而背其鬼神之神零福，灭其先人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而求鼎新者，王勉之矣”，而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记载：“天下失落始天子，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事及箸(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以元年与黔首鼎新，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正)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31]三处“鼎新”也是《史记》所没有的内容。
三、胡亥继位的合理性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说“朕奉遗诏”，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个遗诏是《史记》所载沙丘之谋的矫诏，二世之言不可信。[32]那么胡亥是否是秦始皇的合法继续人呢？鄙意这个问题，该当从更大的背景来剖析，要从秦始皇晚年的统治术谈起。
秦统一后，百家后学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分封等说均被否定，乃至焚书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坑儒事宜的起因为：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尸位素餐，莫敢效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震怖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去世。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吉人，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昼夜有呈，不中呈不得安歇。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33]
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昼夜有呈，不中呈不得安歇”，彷佛秦始皇是一个事必躬亲的独裁者。但是此事的前因，却是：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去世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不雅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去世。始天子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34]
很显然，此时秦始皇虽然决事，但是已经自称真人，隐匿自己的所在，追求以所谓的恬倓(恬淡)之法治天下。对付透露其行藏和言语者，罪去世。
如果说此前的秦始皇是独裁、专权的话，之后已有所改变。群臣已不知秦始皇的所在，何来“上至以衡石量书，昼夜有呈，不中呈不得安歇”呢？即便侯生、卢生也未必能知晓。可见司马迁所载侯生、卢生之说，已有自相抵牾之处。
真人之说与以恬淡之法治天下，所依循的多是《老子》及干系学说。秦始皇慕求永生，而古代早有人据《老子》求永生，如张家山汉简《引书》简111云：“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犹橐籥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35]便是根据《老子》第5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36]而来。《庄子》中记载有很多“真人”的神通之说，如《庄子·大宗师》载：“古之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37]所言与卢生说附近，而《庄子·天下》篇说“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38]又《老子》第31章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39]须要把稳的是，此处之“恬淡”，郭店简作“铦”，帛书甲本作“铦袭”，乙本作“铦忄龍”，北大简本作“恬偻”，虽然就通假而言可以读为“恬淡”，[40]但当前很多学者并不这么释读，而是从兵刃的铦利方面来考虑。不论如何，此处是论用兵，卢生之言却将之转换为治国之道，显然《老子》的思想已经被转化。《论衡·自然》篇说：“黄、老之操，身中淡泊，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41]始皇所用，恐怕正是某种黄老之术，或带有黄老特色的治术。《韩非子·忠孝》篇讲“世之所为义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42]恐怕便是秦始皇臣子中对始皇用黄老之术的诤谏。[43]
稽核秦始皇晚年的统治办法及活动，不难创造，他实在因此《老子》的恬淡和永生为目标，详细统治术是申子的“术”，君无为而臣有为。除了术之外，当然还有法和势，此时秦制的根本便是韩非子所说的法、术、势，因此法一民，以势迫人，而君则用术稽核群臣。商鞅之法早已在秦实施多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增加了对术和势的重视，正如《外储说右下》所指出的：“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44]以是我们看秦始皇在宫中则让人“莫知行之所在”，外出巡游则设有正副车，其路线恐怕也少有人知晓，正是“身在深宫之中”和“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秦始皇漫游天下，后来则和寻求永生有关，但很类似古代的巡狩。巡狩有稽核地方官吏的内容，秦始皇应该也会循名责实稽核官员。
北大简《赵正书》说秦始皇临去世前选定二世为继续人，而《史记》等所载则是始皇本选定扶苏为继续人。胡亥与扶苏的差异，值得负责磋商。
史载扶苏的辞吐并不多，紧张是“坑儒”时，他劝谏过秦始皇，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结果“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45]显然，扶苏的政见和秦始皇不合，不得始皇之心。相反，秦始皇末了一次出游时，“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46]胡亥对付秦始皇的行事，很有兴趣，秦始皇也赞许带着他。《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始皇有二十余子，宗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47]可见扶苏多次触怒秦始皇，秦始皇对扶苏和胡亥的态度差异，一览无余。
从扶苏所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来看，他对付求仙药的术士都如此宽容，扶苏若继位，可能实施偏于怀柔的政策，不会再连续实施严刑峻法，以求安抚百姓。但是这一方法恐怕和秦一向的国策不合，也和秦始皇据终始五德说所确立的国策不合：“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48]倒是胡亥统治百姓的方法，是继续了秦始皇的“策略”，他说：“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49]便是要连续用法术势来掌握天下。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记载：“以元年与黔首鼎新，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正)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由此可知，二世胡亥开始登基时也想以宽柔之法来收买民气，这很可能出于李斯的建议，《赵正书》中，他自数其罪第七时说“缓刑罚而薄赋敛，以见主之德，众其惠，故万民戴主”；[50]《赵正书》中也言及曾“大赦罪人”。但文告中“解除流罪”等事情，其施行韶光有多久，是有待考验的。根据《赵正书》中李斯所言，“夫逆天道而背其鬼神之神零福，灭其先人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而求鼎新者，王勉之矣”，所谓“宗庙事”，恐怕包括诛灭群公子，“自夷宗族”；“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则可能不久之后就采取赵高所建议的“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51]即李斯所言“燔其律令”，甚至“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用法益刻深”。后者恐怕才是《赵正书》中李斯所批评的“变古乱常，不去世必亡”的重点所在。以是“解除流罪”等宽柔政策，恐怕只不过是“鼎新”的一时姿态，这一政策很快就转变了。
政策转变的背后，看起来有李斯和赵高的影响。二世天子巡游之后，赵高进谏，一说：“‘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登基，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52]二劝“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53]当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说盗贼益多时，二世称引韩非之言说：“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今朕登基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效忠力，何以在位？”这是用循名责实之法敲打李斯等，之后“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54]而且明确责怪李斯等要“罢先帝之所为”。李斯阿二世之意，说：“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礼服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55]仍旧强调用法术势来管理群臣，实际上表明他已失落宠，无法再影响二世天子的政策。
二世天子的行事，虽然与赵高的进谏有很大关系，但是其行事之由来，还是和秦始皇的统治术有关，“不闻声”，“常居禁中”，和秦始皇晚年之法附近，颇有模拟、遵照秦始皇之意。只是韩非子曾在《难势》篇已经指出势只适宜中人来利用，“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56]而胡亥正好便是依赖赵高不能自主的庸才，被赵高所掌握，终极一定失落败。
胡亥的这种统治术，如果打消赵高的建议，是否比扶苏的政治空想差呢？我们不妨看看汉初的统治术。如前文所说，术和势都与《老子》之说有一定关系。以恬淡无为为目标、君无为而臣有为为方法、法术势兼用的统治术在秦始皇末期曾实施过。至汉统一天下之后，在汉承秦制的大背景下，行何种统治术，是汉朝统治者要考虑的问题。当刘邦诛灭背叛的王侯之后，曹参选用一个能对秦制进行微调的统治术——河上丈人一系的黄老之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概河上丈人是一种为了与卢生平分离派系的杜撰。河上丈人一系的黄老之术，虽然既讲黄也讲老，但黄帝之说显然只是后人的饰辞，而《老子》却有确切不易的文本存在并流传几百年，因此其核心仍旧是《老子》。这个黄老之术，是曹参多方搜求而得的，并且和儒生之言进行了比较，又在齐经由了实验，被证明行之有效。《曹相国世家》载：“参尽召长老诸生，问以是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大家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寂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57]
曹参任丞相后，也是“萧规曹随”，[58]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不妄为多事，汉政权才逐渐稳定下来，民心归附。但所谓萧规曹随，更多的是汉承秦制，律法方面仍多承秦法，这表明汉政权并不比秦“怀柔”多少。刘邦著名的《大风歌》所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59]依旧是要猛士来威慑四方，以保政权稳固。因此，扶苏的政治空想，实际上在汉初也不可能“实施”。
历不雅观前尘往事，对付通过战役取得的政权来讲，其安集百姓无非宽猛二途，但首先是对付内、外部怀有异心及可能怀有二心者进行打击和威慑，当然也包括在一定条件下的收买和安抚，否则政权可能被颠覆；其次才是用怀柔政策对“顺民”进行安抚。由于政权不稳，就没有安集百姓的余地。因此，胡亥虽然糊涂，但毕竟还一度效仿秦始皇，而扶苏则未尝不是迂阔。胡亥后来专信赵高，扶苏则听不进蒙恬的劝谏。扶苏得诏书赐去世后立即***，正解释其之不成熟。胡亥的差错，则紧张是用法比秦始皇期间还要刻深。两比较较，以目前的材料来看，扶苏之于胡亥，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别，扶苏尚失落之迂阔。从这方面来看，《赵正书》讲在秦始皇巡游过程中突生变故的仓促情形下，经由李斯的发起，让胡亥继位，是通情达理的。[60]
四、《史记》有关史事剖析
与《赵正书》及秦二世元年文告相“抵触”的紧张文献，是《史记》环绕“沙丘之谋”而来的干系记载，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如赵高所言“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宗子书。宗子至，即立为天子，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61]陈胜说：“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62]叔孙通也说：“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63]但与此相违背的记事也有：
一是杀蒙毅之时，胡亥拟定的罪名是“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去世，亦甚幸矣。卿其图之！
”蒙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
非敢饰辞以避去世也，为羞累先主之名。”[64]
这一处对话表明，秦始皇曾故意立胡亥为太子，蒙毅曾经阻难。但蒙毅在答词中虽为自己解脱，也解释了“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的事实。
蒙毅大概确实曾阻难秦始皇立太子，李斯则长于见风使舵，《赵正书》中记载秦始皇要他推举继嗣人选，他就先说自己被秦始皇疑惑不忠，到秦始皇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他才和冯去疾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
二是所谓秦始皇要立扶苏为太子，但是诏书的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与丧会咸阳而葬”；[65]《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66]赵高对胡亥的说辞是“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宗子书。宗子至，即立为天子，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对李斯的转述则是“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67]如果单看《本纪》和《李斯列传》的正面说辞，是看不出立扶苏为继嗣之意的，反而像是发给一样平常公子、大臣的诏书。我们看赐扶苏去世的诏书，姑不论是否为秦始皇所发，则特殊长且详细：“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诋毁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昼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
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去世，以兵属裨将王离。”[68]
或据《秦始皇本纪》中“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69]认为“《李斯列传》作‘为书’，中无‘玺’字。此有‘玺’，谓玺及书也。《李斯列传》云‘书及玺皆在赵高所’，又云‘所赐宗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皆可证玺书为二物。此既言玺及书，则‘为’当训‘以’，谓乃以玺书赐公子扶苏。‘为’非‘作为’之为，玺书二字平列，非封书以天子玺也。”[70]但《本纪》上文“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后，明言“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71]以是恐怕并无将传国玉玺一并给扶苏之事。
因此，司马迁恐怕无从知晓绝密的所谓沙丘之谋及某个给扶苏的遗诏，只能移用给一样平常公子、大臣的诏书，又借用赵高之口，把《本纪》中的“与丧会咸阳而葬”，转变为《李斯列传》中的“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
然而据《赵正书》来看，立胡亥是李斯和冯去疾的发起，到胡亥继位后，才“免隶臣高以为郎中令”。而且，李斯所谓“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诏期群臣”恐怕正对应“与丧会咸阳而葬”。
因此，据《赵正书》来看，此时赵高还是犯人，无从参与沙丘之谋；然而据《史记》来看，赵高主导了沙丘之谋，二说不可并立。但如果求同存异，则不难疑惑“与丧会咸阳而葬”不是专门给扶苏的继位“遗诏”，而是给一样平常公子、大臣的诏书。如此一来，《赵正书》说李斯建议“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对付李斯而言，于公于私，都是合理的选择，也是秦始皇无法疑惑李斯之忠心的发起，恐怕也是秦始皇不得不接管的建议。由于秦始皇并未立储，而正好随身带着胡亥，他已经不可能面授扶苏继位，那么不管诏书有多高威信，旁人都能疑惑其合法性。如果扶苏以诏书加蒙恬的军队来确定威信，那么国家很可能将会陷入分裂。
此外，藤田胜久、李开元师长西席曾指出扶苏的母亲，可能来自楚国王室。[72]这一推测很有可能性。对付反感谶纬预言的秦始皇而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73]的预言，恐怕很早就让秦始皇疏远了扶苏，这或许也是扶苏接到伪诏后立即自尽的缘故原由之一。而“亡秦者胡也”的预言，则让秦始皇“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74]并没有疑惑到胡亥头上。从这一点来看，《史记》也为胡亥的顺利继位留下了伏笔。
总之，秦统一天下，却二世而亡，后世有隋与之比肩，个中恐怕存有某种一定性。虽然两个朝代都在继嗣的问题上有一些遗憾，但即便是扶苏、杨勇继位，历史也未必会改不雅观，由于叛乱的种子并未肃清，汉唐立国之初都四处征伐平叛。就《赵正书》与《史记》的记载比较而言，《史记》所讲“沙丘之谋”虽然比较圆满，但可能属于一家之言，有很多内容或出自虚构。在笔者看来，流传中的《赵正书》，倒可能反响了很多历史事实。
当然，目前的材料及笔者的论述，对某些学者而言，还不敷以让其相信《赵正书》之言。然笔者所提证据，可备一说。两说并立，以待将来，不要将《赵正书》关于胡亥合法继位的阐述予以大略否定。
[补记：文成许久，罕见知音。近才得读陈侃理师长西席《〈史记〉与〈赵正书〉——历史影象的战役》(《中国史学》第26卷，日本：朋友书店，2016年)一文，所论有可补充本文之说者，如所云“《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中与《赵正书》近似的部分笔墨并非《史记》原创，而是有所取材，与《赵正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等，读者可参看。]
作者简介：李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学术思想史。
[1]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2]按：柏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作“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赵正书》则当崩于柏人。沙丘，《史记·殷本纪》云纣王“广沙丘苑台”，《赵世家》曰“主父及王游沙丘”，沙丘当是一个广泛的皇家禁苑，其核心地区约在今河北邢台平乡，而柏人距平乡只有几十里，可能仍属沙丘范围。
[3]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89－190页。
[4]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90－191页。
[5]“李微”，《史记·蒙恬列传》作“李牧”。补记：刘乐贤指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三年大将事(李)(微)”弩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六年代相剑也有“事”，可与简文相印证，并指出“牧”“微”古音附近；李牧名繓，王引之认为“繓”当为“棷”，古“藪”字。但他也谨慎地指出“微”或“”为“牧”通假字的说法还有待验证，“”为李牧其余一名或其余一字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备打消。拜会刘乐贤：《出土文献中的战国名将李牧》，《文物》，2020年第3期。按：“微”有贱义，“牧”有臣隶义，二者或也有字义关系。
[6]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91页。
[7]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92页。
[8]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93页。
[9]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94页。
[10]赵化成：《〈赵正书〉与〈史记〉干系记载异同之比较》，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300页。
[11]《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2、2553页。
[1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9页。
[13]《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0页。
[14]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45－149页。
[15]《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62页。
[16](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善谋下》， 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75页。
[17]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公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页。
[18]康有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之说，或是依郑樵《通志·校雠略·秦不绝儒学论》之说而来。《史记·萧相国世家》说“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郑樵于是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本也。”(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1页上)康有为遂谓萧何收得六经。
[19]廖平：《古学考》，《廖平选集》，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25页。
[20]蒙文通：《经学抉原》，《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57页。
[21](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册第1387页上；(元)方回：《续古今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2年，第853册第502页上。
[22](元)萧参：《希通录》，《丛书集成新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7册第416页下。
[23]《资治通鉴》卷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4页。
[24]拜会陈登原：《古今文籍聚散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6－41页。关于挟书律的内容，拜会李锐：《秦焚书考》，《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第141－142页。
[25]《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2014页。
[26]蒙文通：《经学抉原》，《经史抉原》，第56－57页。
[27]蒙文通：《经学抉原》，《经史抉原》，第57页。
[28]《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第2568－2569页。
[29](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日]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7页。
[30]《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第2569页。
[31]拜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第43页。“元年”前“以”字，据陈伟《〈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校读》补(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59，2015－06－14)。按：“(正)”字，看图版似没有；“箸”疑读为“诸”。
[32]拜会吴方基、吴昊：《释秦二世胡亥“奉召登基”的官府文告》，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25，2014－05－27；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3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3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7页。
[35]高大伦：《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71页。
[36](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上篇，《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页。
[37]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3页。
[38]王叔岷：《庄子校诠》，第1336页。
[39](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上篇，《王弼集校释》，第80页。
[40]王志平：《也谈“铦”的“”》，中国古笔墨研究会、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古笔墨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11－619页。
[41]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1页。
[42](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67－468页。
[43]按：《忠孝》篇可能不是韩非的作品，拜会李锐：《再论商韩的人性论》，《江淮论坛》，2017年第3期。
[44](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43页。
[4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4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0页。
[47]《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7页。
[4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7－238页。
[4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7页。
[50]《史记·李斯列传》作：“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去世而不忘”(第2561页)。
[51]《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2页。
[5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1页。
[5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8页。
[5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1页。
[55]《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7页。
[56](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92页。
[57]《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2029页。
[58]《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73页。
[59]《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9页。
[60]雷依群也从继续制度、文化传统、治国理念和统治思想等方面论证扶苏不可能被立为太子，拜会雷依群：《论扶苏不得立为太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61]《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8、2552页。
[62]《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0页。
[63]《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第2725页。
[64]《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第2568页。
[6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4页。
[66]《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8页。
[67]《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9页。
[6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1页。
[6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4页。
[70]徐仁甫：《史记表明辨正》，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1页。按：此则材料，为学生吴明明创造。
[7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4页。
[72]李开元：《秦谜：重新创造秦始皇·秦始皇的后宫谜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
[73]《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0页。
[7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2页。
